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肯定的，也是从来没有隐讳过的。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和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2]，“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2](p.209)。可是，建国后刚过3年，毛泽东就提出从现在起就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从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完成“三大改造”，实际只用了3年时间。究竟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会使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有的认为，这是由于建国后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激化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被突出；有的认为，这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迫使中国共产党决定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有的认为，这是由于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国营工商业的比重超过了私营工商业，使新中国具备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合乎实际的，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仅仅这些分析，还不足以说明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决定的呢？笔者在2002年写的《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3]一文中曾提出，这首先是因为要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本文循着这一思路，再把中国共产党决策层考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与选择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战略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一些具体考察，以便对提前过渡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 人们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们凡是在论述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时，总是与论述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第一步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4]他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讲到如果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空想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5]在七大结论中，讲到中国要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指出：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6]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刘少奇和毛泽东讲“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时，也是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工业状况，分别指出：“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2](pp.7、1)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更清楚。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pp.1430、1431)刘少奇在1949年6月写的一份党内报告提纲中也说：“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3](p.148)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决策层之所以决定在革命胜利后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政策，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原因是考虑中国当时的经济尤其是现代工业太落后，因此需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等到工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之后，再来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当时，他们虽然没有具体地设想将来采取什么样的工业化战略，也没有明确地把上述考虑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勾勒出了这条道路的轮廓。 那时，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摆着三条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先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投资轻工业，待进一步积累资金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另一条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用国家的力量，对外加紧进行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充足资金，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再一条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道路，通过国内已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加上国家的统一计划，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三条路，对于中国来说，前两条不可能走也不应当走；后一条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考虑建立联合政府和1947年以后考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时，都不具备走的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当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们反复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等到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实际上是在说，中国打算走第四条道路，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即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自力更生，巩固和壮大国有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下，重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其中主要是轻工业），以此积累资金，扩充装备和技术队伍，然后着重发展重工业。 诚然，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在第四章“经济政策”的第35条“关于工业”中，也曾说过“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7]。但笔者认为，这并不等于当时已经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方针。因为，第一，正如毛泽东所言，“《共同纲领》只说现阶段的任务”[8]，而当时“现阶段的任务”主要是恢复经济。因此，这里所说的以“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只是就恢复工业而言的，并非指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方针。第二，建国之初刘少奇在谈到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时，不仅重申要发展一段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且逐步明晰了先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积累到足够资金后再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思路。例如，他在1950年的一份手稿中写道：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首先，恢复经济，使不能独立生产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生产；其次，要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以更大的力量建立重工业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以重工业为基础，大大发展轻工业和使农业生产机械化。他解释：“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而没有资金，没有数百亿银元的资金投资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那就不要想加快我们的工业化”。[2](pp.173、174)1951年5月，他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因为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的资本”。“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大量地进行重工业建设。”他还说，经过10年经济建设计划，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2](pp.181～182)两个月后，他对马列学院的第一班学员发表了著名的《春耦斋讲话》，在讲到经济建设的步骤时，还是讲首先要恢复农业和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必要的可能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最后依靠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与此同时，他指出：“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到那时看情形怎样，或再搞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十年、多则十几年，二十年恐怕不要。”[2](p.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