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研究1954-1955、1958、1995-1996年三次台湾海峡地区军事斗争过程中中国决策的基本特点。中国学术界在研究1950年代两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其共同特点是力图比较细致地勾画有关的决策过程，试图揭示并详细分析中国决策动机的复杂性。最近出版的一些论著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正取得重要的进展。（注：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赵学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侯晓佳：《炮击金门决策与曲折进程》，《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不过也必须承认，一些档案未公开所造成的限制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仍然存在。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还没有研究1995-1996年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成果问世，一个重要原因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较近，因而不可避免地缺乏必要的历史资料。这种情况近来略有改变，如新近出版的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提供了重要信息。借助与美国学术界的交流和利用美国方面同样相当有限的历史资料，固然可以帮助加深对有关问题分析，（注：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美国学术界近年来发表的重要成果有：Michael D.Swaine,Chinese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aiwan,1979-2000.In David M.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Robert S.Ross,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1;Robert Ross S.Ross,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Deterrence,Escalation Dominance,and U.S.-China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2(Fall 2002);Thomas J.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4 (Spring 2001);Suisheng Zhao(ed.),Across the Taiwan Strait:Mainland China,Taiwan,and 1995-1996 Crisis.New York:Routledge,1999。一些参与美国决策的当事人的回忆录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1989-2000,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03；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不过总的说来美国学者的研究能够提供的借鉴也是相当有限的。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在现有公开的历史文献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三次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三个基本问题。尽管这三个问题是非常基本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或已经被完全梳理和解释清楚了。 第一，完成国家的最终统一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努力实行的过程，包括准备在某种条件下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统一台湾问题，或使用军事手段阻止事态向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向发展等等。三次军事斗争都是这个持续不断地追求统一过程中的特殊阶段和特殊方式，故具有相同的本质。在这个前提之下，进一步分别探讨历次台海军事斗争的具体作用和目的，对于理解中国的有关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三次台海军事斗争都是在中美关系恶化或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的决策都含有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的成分。当然，历次军事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以及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决策层认为必须并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的确需要做更细致深入的研究。 第三，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的历次决策，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决策目标的多样性、有限性和政策调整的随机性，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决策过程相当复杂。由于受到无法充分利用历史档案的限制，迄今为止中国决策过程中还有未被揭示清楚之处，故对中国决策特点的概括和探讨很难说是充分的和完整的。 本文之所以用“军事斗争决策”作为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不使用“台海危机管理”一类概念，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决策的本质与美国决策是有明显区别的。对中国决策者来说，军事行动不过是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甚至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1995-1996年的军事演习就是预防性军事威慑的典型。显然，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并不必定就是美国决策理论定义的“国际危机管理”。当然，强调中国决策与美国决策的区别，并不意味着有关国际危机管理的理论对中国的台海军事斗争决策完全没有解释力。实际上中国在台海军事斗争决策中，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在谋划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力求预先设计出有效预防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措施；在两岸军事冲突过程中美国军事力量开始介入后，力求控制中美之间的危机，避免其升级为中美军事冲突。这些内容从本质上说无疑是国际危机管理，的确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这里要强调的是，国际危机管理不是台海军事斗争的全部内容，台海军事斗争决策中包含着国际危机管理的内容，是决策的组成部分，是大陆与台湾军事冲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其特殊性。简单地套用美国有关研究中的概念，有可能误导中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