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货运动迟至20世纪90年代方才引起学界关注。就迄今为数不多的成果来看,论者多注重长时段的通盘考察,认为国货运动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注:该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当推潘君祥主编的《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上海的史料优势,勾勒出了一个概貌。论文主要有:吕建云:《论中国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蒋伟国:《近代中国国货团体初析》,《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陈辉宗:《国货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晋阳学刊》,1999年第6期等。此外有硕士论文:胡兆君:《近代中国“国货”思潮及其实践研究》,苏州大学,2002,对国货年运动均未予以充分的关注。)。本文以1933-1935年的“国货年”运动为中心,试图探究:国货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究竟如何?以国货相号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族市场的拓展?如果不能,原因又何在? 一、有限史绩 “国货年”运动的兴起,既是自20世纪初期以来蓬勃发展的国货运动之沿袭与发展,又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各国竞相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1930年日本在华北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非法挤占中国民族市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得关内民族工业丧失了一个重要市场”,而次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竟使上海一地的损失高达15亿元以上(注: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7页。)。在这一连串的经济政治变动中,民族工业的产品市场受到严重挤压。而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兴起的抵货运动,在不能实现进口替代的中国,非但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其中的一些偏狭举措,不仅可能对商人利益造成直接冲击,或许还与政府的政治外交相冲突。因此,无论是从国权还是从私利的角度来说,最为理性的莫过于宣传中国人购用中国货。于是在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倡议下,1933年被定为“国货年”,1934年、1935年又相继被定为“妇女国货年”和“学生国货年”。 诚然,“国货年”运动自有其难以否认的经济功效。有如论者所言,“国货年”运动激起了爱国者的创造性,促进了国货企业的新生发展以及提高了国人对民族产品的信仰(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不过,在笔者看来,“国货年”运动的史绩实属有限。首先,“国货年”运动名称的改变,恰恰是运动未达目标的反证。1933年年终,一些国货运动的倡导者在回顾一年工作时,就认识到“国货年”是失败了,“平心而论,没有多大成效”,因此有人提出“在今日时代,与其劝男子们提倡国货,不如让女子们乐用国货;与其让男子出来空喊空闹,不如劝太太奶奶小姐来实心实力的鼓励一番”,鼓吹“让娘们也来干一干”(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一些团体组织开会议决,公定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历经一年的鼓与呼,成绩仍然不甚理想,于是又定1935年为“学生国货年”。非常明显,“国货年”运动的兴起主要是缘于工商业者对产品市场的焦虑,而名称的选取无疑是基于他们对目标市场的考量,但是名称的变动则刚好是运动失败的佐证。 应当指出,国货运动的参与群体,其目标并未完全一致。工商人士偏重于与洋货争夺市场,而诸多活动家则主要是基于民族情感。不过,不论是前者的利益取向还是后者的价值取向,都汇聚到一点,即减少入超。而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产品无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减少入超的方式唯有减少进口之一途。那么,中外贸易的情形究竟是否大为改观?1933年洋货输入竟达9亿元,为海关入超空前之纪录,时人讥之为国人“购买洋货之力‘与时俱进’”(注:《申报》国货周刊,1934年1月1日。)。其实,早在“妇女国货年”刚进行了3个月时,上海的一家日本报刊便宣称,1934年第一季度中国入超创造了历史纪录,由此断言妇女国货年“全归失败”。是年年底,“今年脂粉香水进口,打破了从前的纪录”的言论又见诸报端(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1~442页。)。来自敌对国的市场信息未必完全可信,但是国人有着如出一辙的看法。时人在总结“妇女国货年”成绩时便指出,前10个月脂粉和玩具输入,达300多万元,突破了历史上所有的纪录,因此断定“今年的妇女国货年,没有什么成效,是必然的事,是无足为怪的”,认为“或许个别工商业者的腰包充裕了,而整个民族工业则未必发展了,因为据海关数字,是年一月至十月,我国对外贸易入超额为四亿三千万余元”(注:静波:《总结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30日。)。实际上,断定“妇女国货年”失败并非一家之说,有人感慨,“默察一年来的成绩,令人不禁唏嘘之至”,因为,“十一个月里,妇女化妆用品及衣饰用品,达200万之多,而上海占到四分之三强,计160万元”。而上海正是运动的策源地,如此矛盾现象,恐怕“非发起者始料能及”(注:杨德惠:《送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27日。)。鉴于妇女国货年之有限成绩,有人甚至有“耻谈妇女国货年之感”,认为“妇女国货运动之失败,妇女界自是罪有应得”(注:夏英吉:《论廿三年来我国妇界两件事》,《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一期。)。在今天看来,上述言论或许不无偏激之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对外贸易的出超或入超,根本不能作为一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唯一标尺。进口的奢侈品,也非全是中国妇女所消费,上海的外侨亦是一大消费群体。但是,不论是就减少漏卮的民族大义而言,还是从国货与洋货的市场竞争来讲,国货运动的直接目标都不能说已经达到。 最后,国货年运动既没有也不可能挽救当时经济发展的颓势。南京十年期间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大致经历了上升、停滞和恢复三阶段。1931年至1935年刚好为此间的第二阶段,即停滞衰败期。当时有人总结其时的经济状况时说到,“1934年的中国经济,是继续着1933年的衰落,而更加深化的一年”,“不论农业工业商业都显示了极度的衰落……如棉纱业、丝业、火柴业、橡胶业等,均已山穷水尽”。有作者观察到,经济中心上海的南京路等繁盛区域,因资金周转不灵而歇业的商店日有百数十家,特区及南市法院每日受理此类诉讼案件,比往年增加一倍以上。法院执行封闭商店的事件,也必日有数起。杭州商业,也并不因杭江路及公路网之完成而稍有补救。汉口则因政府统制特货买卖,市面大为清淡。华南的广东受华侨汇款减少的影响,市面也是一片萧条。而福建广西比广东更形衰落。因此,他的结论是:“竭力动员提倡国货,然而成绩实属有限”(注:《一九三四年中国经济的总结算》,《申报》1935年1月1日。)。其实,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一书中,对这三年工商业的发展概况,亦持相似看法(注: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