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从《沉沦》发表以后，郁达夫作为中国的大作家驰名国内外。在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开始介绍郁达夫小说。它在日本的接受过程中受到中国国内以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政治的影响，其接受形式和层面发生了几次波动和变化。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持续的，也正是由于有一些波动，再有文化上的不同，日本的郁达夫小说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达到了独自的发展。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经说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待研究对象，以此发现它的新的价值，郁达夫小说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在此基础上，力图把握郁达夫小说在日本的接受方式及其变化，介绍日本学者的视角，以便为探讨郁达夫小说的别样面貌稍作贡献。 一、1927年—1945年 （一）时代背景和翻译介绍情况 在讨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之际，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每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因为，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特定的期待视野，影响于文学作品的接受。作为一段充满波折的历史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眼光也显示其特殊性。比如，1937年10月日本的综合性评论杂志《中央公论》刊登了《最新支那人物万花筒》，介绍和评论200名中国要人，其中包括郁达夫（注：[日]波多野干一：《最新中国人物万花筒——郁达夫》（《最新支那人物万华镜——郁达夫》），载《中央公论》第52卷第10号，东京，1937年10月。）。当时发刊数量较多的综合杂志刊登中国人名簿，是并不罕见的。日本学者佐治俊彦指出，30年代的日本存在着像“国民总支那论者”般的中国热，一般日本人也都比较关注中国。因此，综合杂志或中间杂志比左翼杂志更爱为中国问题腾出篇幅（注：[日]佐治俊彦：《藤枝丈夫与大高严》（《藤枝丈夫と大高岩につぃて》），收录于[日]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编：《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交流史》（《近代文学にぉける中国と日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关系史》），汲古书院，东京，1986年。）。再比如，郁达夫在1936年来日之际的媒介报道之多，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日本文化界对他的重视。报道一共有13篇，除了欢迎会等消息以外，还刊登了郁达夫演讲的具体内容（注：据[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补篇》上册，第111页。[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补篇》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东京，1973、1974年。）。当然，这一面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霸权主义所带来的风潮，在介绍和接受的眼光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监督”的态度。同时需要一提的是，在这一时代氛围中也仍然存在一种“友好”的眼光。以竹内好为首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及以日本普罗文学作家为首的日本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研究和交流等活动是其最大的表现。郁达夫小说是在这些时代社会背景之下介绍到日本的。 日本人对郁达夫的首次公开介绍是山上正义于1927年发表的《南支那文学者之一群》（注：[日]山上正义：《南支那文学者之一群》，载《新潮》第24卷第2号，1927年2月1日。）。文章叙述了作者访问上海创造社时的交流情形。这一时期有关郁达夫的文章主要以介绍作家经历和作品特点以及访谈录占多数，而作品研究为数不多。应该强调的是，当时郁达夫始终被认为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大作家，甚至与鲁迅并称，处于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位置（注：指出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史位置的文章有：[日]祖父江昭二：《日中两国文学家的“交流”——以郁达夫为焦点的备忘录》（《日中两国の文学者の“交流”——郁达夫に焦点を当てたぉはぇ书き—》，收录于《现代中国文学6郁达夫·曹禺》，河出书房新社，东京，1971年）、[日]小田岳夫、武田泰淳：《采石矶与郁达夫》（《采石矶と郁达夫》，收录于《扬于江文学风土记》，龙吟社，1941年12月）、[日]冈崎俊夫：《郁达夫》（收录于《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14卷，河出书房，东京，1955年3月）等。）。 就郁达夫小说的译介情况，我们可以指出翻译作品、时期和次数上的偏颇：从作品来看，在日本最早翻译的郁达夫小说不是他的代表作《沉沦》，而是在中国国内没被关注的《过去》。这两部作品的介绍情况也涉及其他方面，即翻译次数和时期的偏颇：1.首次翻译《过去》是在原版发表（1927年2月）的1年以后，《沉沦》（1921年10月）是19年以后；2.在战争结束以前，《过去》翻译6次，《沉沦》1次；3.战争以后《沉沦》翻译2次，《过去》5次。在反复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的过程中，译文的整体收录次数《过去》为最多，《春风沉醉的晚上》次之；除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外，其他作品的收录情况较为零散（注：据《郁达夫资料综目录附年谱》上册[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综目录附年谱》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东京，1989、1990年。邱岭：《郁达夫小说的三个阶段》（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也指出了这点。）。 我们可以通过译文和译者的比较来推测翻译次数偏颇的原因。尽管《过去》的翻译次数多，但是其中被不同译者多次翻译的时期集中在战争以前。战争以后主要由同一译者每隔一段时期发表同一译文。看来出版方面仍然按照原来的选定方式，半惯例似的刊行作品集，一旦被选的作品几乎没有改动。但尽管如此，《过去》仍然是最多选录于作品集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