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的两个问题 陈思和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文学史/分界 如果说，从1917年发轫的新文学运动是一个含有先锋文学因素的思潮，在其近20年的发展中，逐渐地被融入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因素和文学潮流，进而在汇集成为文学主流的过程中，原有的先锋精神也被逐渐地消解和丧失；如果说，从“五四”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到左翼文艺运动是一个文学先锋精神的演变式微过程，从社会的文化的紧张对立关系进入到政治的政党的紧张对立关系以后，其内在的先锋文学因素也开始衰亡；那么，对于这种变化来说，抗战则是一条斩钉截铁的分界。由于外来的情势剧变使文学的先锋性转换为民族主义的政治激进态度，而文学本身则从战前的巨大的文学精神中游离出来，形成了内敛的风格——启蒙的文学批判精神与纯美的文学性追求的分离（注：刘志荣：《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章培恒、陈思和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的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在有的研究者看来，正是抗战之所以成为20世纪文学史分界的充分理由。 关于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的看法，我以前曾著文讨论过，当时的主要理由来自这样的思考：第一，抗战改变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地位及其与中国民众的关系，战争文化规范的形成取代了知识分子启蒙文化规范；第二，抗战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地图发生了改变，文学也相应地分布在不同政治性质的三个区域：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共产党控制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三者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创作环境，但它们之间也有共同的特点：“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精英传统独占主流的文学现象受到遏制，民间文化形态开始进入了当代文化建构。原来由启蒙传统形成的知识分子精英对庙堂统治者的批评和对“国民性”的改造同时展开的文化冲突，转向了庙堂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传统三者有条件的妥协与沟通；尽管每个区域内部依然充满了文化冲突，甚至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但这种冲突是为了达成新的内在统一而生的，“三分天下”并存的局面由此形成（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刘志荣先生在《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一文中对此作了两点理论上的修正和阐释：一是把文学史上的“共名状态”定义为：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某种声音因为种种原因取得了主流地位，并对别的声音形成了有效的压抑，而这种压抑之所以有效，在于这种声音在特定时期与现实权力的结合，并以此为标准，肯定了抗战以后的文学进入共名状态，而否定我所持的关于1917—1927年间属于“共名状态”的观点（注：陈思和：《写在子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页。），以为1917—1927年间与1927—1937年间的文化环境具有连续性，都是一种无名状态，这样，使1937年的抗战爆发，成为中国文学史由无名状态进入共名状态的标志性转折；二是抗战使一种以鲁迅为标志的文学精神产生分离，使之或者内敛、或者消失、或者潜隐（注：刘志荣：《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章培恒、陈思和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的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60、251页。）。在我看来，刘志荣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后一问题，因为一般对文学史分期的理解总是从决定文学变化的外部条件着眼的，但刘志荣先生第一次把分界的意义与文学创作本身的变化相联系，从其中美学风格的变化来把握文学史的走向和变化。但也正因为是从美学风格上把握文学史的走向，问题就显得更加暧昧复杂，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作出更加清晰的把握。 先说第一个问题。1937年以后因为战争爆发，“民族国家”的焦虑上升为主导性的焦虑，“将文学视作于现实政治有力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企图将文学有效地组织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中。现实情景造成的共名，对于知识分子的自由表达，已经形成了强制作用”（注：刘志荣：《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章培恒、陈思和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的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60、251页。）。如是的表述我基本上是同意的。这也是我认为的现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次“共名状态”由抗战开始的理由。但是对于1937年以前的文学状况则比较复杂，我之所以曾将1911—1916年间视为无名状态、1917—1927年间视为共名状态、1928—1937年间视为无名状态，都是基于一种将“五四”新文学视为新纪元的文学史观。这也是传统的文学史观，我们所有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是从这样一种文学史观里接受文学史的。为了解释“五四”新文学是20世纪文学的新纪元，那一定要把这场新文学运动与之前的文学加以区别，同时也必须张扬它的涵盖性和共名性。问题不在于“五四”新文学初期存在着反对运动和旧文学（因为任何共名状态下的文学都存在它的对立面，只是这些对立面被有效地压抑，以致不能够影响时代），只要把“五四”新文学运动视为一种文学史的“新纪元”，它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爱国主义等话语涵盖了以后几十年的思想界的发展并起到主导作用，那就很难说，“五四”新文学初期（1917—1927年间）不是一种共名状态。但是，如果还原到历史场景里，把“五四”新文学运动视为一种含有先锋因素的增长性的新生力量，它从“五四”初期到30年代，完成了一个由排他性战斗性的先锋行为到包容性多元性的无名状态的发展过程，那么，也不妨把从1917—1937年间视为一个连续性发展的文学过程，其无名状态是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但是这样一来，意味着文学史的叙述立场和策略都将发生变化。 虽然这个问题与本文的论题并不直接相关，但仍然有一定的联系，而且是讨论第二个问题的前提：因为，如果新文学运动始终是一种无名状态下的多元文学运动，那么，如何来理解刘志荣先生所特别提出的“鲁迅精神”？作为一个个体作家的鲁迅的独特性与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标志的“鲁迅”的涵盖性是不同的，无名时代不可能拥有涵盖时代精神的“专名”作家，也不可能有以一个作家名字来涵盖的文学时代。之所以形成现在的鲁迅专名化，只能是抗战以后的共名状态描述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共名时代的文化建设需要，才倒叙了文学史上的历史人物，才有了刘志荣先生所树立的以“鲁迅”为专名的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被描述为：强调文学对政治的无力（即独立的纯文学精神）与不断参与现实批判的精神之并存。我曾经以“文学的启蒙”与“启蒙的文学”来概括这两种文学精神的并存不悖，而这两种文学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共名状态中，不仅仅是相分离，而且逐渐地萎缩和趋向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