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李何林为“革命文学”论战编选的文集《中国文艺论战》由北新书局出版。他在序言里曾这样评价这个震动文坛的“事件”：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文艺界所起的波涛，除了第一次的“文言白话”“新旧文学”之争以外，这一回可以说是第二次了；这两次论争的情调虽然有些不同，但是这一次的论争在中国文艺的进程上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大概可以被承认的。（注：李何林：《原版序言》，见《中国文艺论战》，第1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郑伯奇作为参与者就已经把这场论争看作是可与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的文坛大事了：“恐怕自从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学以来，中国的文坛恐怕还没有像这样紧张过，不管是艺术至上主义者也好，人道主义者也好，既成的作家也好，新近的批评家也好，一齐都参加到这个‘革命文学’的论战。这样全文坛的论战，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现象。”（注：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在他看来，1928年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很可喜的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注：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而事实上，这两个现象只是同一个事件的两个面相。《“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一书附录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编目》，是迄今收录“革命文学”论争资料最为详尽的索引，共收相关文章288篇，除了7篇直接见书（多为书的序言），2篇出处不详外，其余279篇文章都分别发表于总共71种报刊上。（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1175～11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需要指出的是，这份“编目”仍有遗漏，该书编者就称“查阅了一百三十余种报刊，发现了三百五十余篇有关文章”，但实际列入目录的不到三百篇。（《前言》，见《“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正是建立在“新刊物的簇生”基础之上的，或者反过来说，“革命文学”论战首先就是一场“报刊之战”。 一 “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及其讨论其实出现较早。在1923年以后，由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上就已经刊登过一批提倡革命文学的论文和少量鼓吹阶级意识的文学作品。（注：钱杏邨在其试图重构左翼文学谱系的著作《现代中国文学论》中指出：“《中国青年》（一九二三——一九二七）是一贯的提倡‘革命文学’的，若果要指出一九二八年以前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刊物，是应该指出这个。”（钱杏邨：《现代中国文学论绪章》，见《阿英全集》（一），第54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在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当时作为“革命”中心的武汉也曾一度围绕“革命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主要阵地是一些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报纸副刊，比如《中央日报》副刊、《汉口民国日报》副刊和《革命军日报》副刊等等。（注：参见程凯：《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1925—1929）》，第167～190页，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未刊。）不过，对“革命文学”口号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并进而形成“论战”之势则是从1928年初的上海开始的。鲁迅说：“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拼命的挣扎和突变来。”（注：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在这些“纷纷而出”的刊物中，《文化批判》的诞生尤具象征意义。 1927年11月1日《洪水》第三卷第三十五期出版，该期“小消息”一栏透露了一个消息：“闻创造社理事会已决议，《洪水》出至三十六期时，即行停刊，准恢复《创造周报》。该周报内容拟注重文艺批评，小消息亦将移登该报。”（注：《小消息》，《洪水》第3卷第35期，1927年11月1日。）《创造周报》作为创造社的同人刊物，早在1924年5月即已停刊，这条消息是最早预告《创造周报》将要复刊的文字。12月3日，《时事新报》登出一则《〈创造周报〉优待定户》的广告，列出《创造周报》的“编辑委员”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四人，“特约撰述员”鲁迅、麦克昂、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陶晶孙、赵伯颜等三十余人。（注：《〈创造周报〉优待定户》，《时事新报》1927年12月3日。）编辑和撰稿人员的确定，意味着《创造周报》的复刊已进入具体运作的阶段。12月15日，《洪水》终刊号上刊登启事《〈洪水〉停刊以后——怎样呢？》交代创造社“以后的努力成绩”：一是《创造月刊》每月按时出版，二是“《文化批判》月刊每月十五号出版”，三是出版部同人筹办一种《火星》半月刊。（注：《〈洪水〉停刊以后——怎样呢？》，《洪水》第3卷第36期，1927年12月15日。）这里意外地没有提及此前预告过的《创造周报》复刊的事情，却透露了另一种新刊物《文化批判》即将出版的消息。12月18日，《申报》忽然刊出一则《〈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急启事》，称：“现因编辑上的关系，决将《创造周报》停办，改出《文化批判》月刊。从十七年元月起，按月逢十五号出版。”（注：《〈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急启事》，《申报》1927年12月18日。）并附《文化批判》创刊号要目预告。也就是说，在创造社同人那里，复刊《创造周报》的计划已被创刊《文化批判》的计划所取代。 但奇怪的是，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的封三，又赫然印着《〈创造周报〉复活了》的启事，表示同人“发愿恢复我们当年的，不幸在恶劣的环境中停顿了的《创造周报》，愿以我们身中新燃着的烈火，点起我们的生命于我们消沉到了极点的文艺界，完成我们当年未竟的意愿”，并宣布“我们的休息已经告终，我们决在十七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再与读者相见”（注：《〈创造周报〉复活了》，《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初版本，1928年1月1日。）。其后附有比《时事新报》广告更为详细的编辑委员和特约撰述员名单，而且封底另载《创造周报》的《优待定户启事》。更奇怪的是，这一期《创造月刊》很快再版。在新版《创造月刊》里，封三上的启事撤下了《〈创造周报〉复活了》，换成《〈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本报原定一月一日复活起来，重做一番新的工作，但目前因为本报同人拟一心致志于《创造月刊》的编辑关系，故议决先将周报停办，同时改出《文化批判》月刊一种。”（注：《〈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由于原来的封底没有改动，这则新启事下面还特意加了一条附注：“后面关于《创造周报》定价广告一则，显系误印，当即声明取消。”（注：《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与此同时，封三之前还增加了一页《文化批判》月刊的出版预告，声称：“本志为一部分信仰真理的青年学生，在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不甘沉默而激发出来的一种表现，其目的在以学者的态度，一方面介绍最近各种纯正的思想，他方面更对于实际的诸问题为一种严格的批判的工作。”除了夸许“我们深信《文化批判》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之外，也预告“《文化批判》月刊将于民十七年元月中与诸君相见”。（注：《〈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第一期如期出版。至此，创造社在复活《创造周报》还是创刊《文化批判》问题上的自相矛盾和反复无常终于有了一个确实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