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表的小说之一，也是最早受到批判的作品之一，对它的批判，也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但到了80年代后，这篇小说又被冠以“表现新中国城市与乡村意识的冲突”的美誉，被视为解放后第一篇具有城市意味的小说。其实，批判也罢，赞许也罢，对这篇小说的内容，对它被批判的原因以及这场批判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城市题材文学的影响，似乎都未能廓清。 我们看到，在50至70年代发生于文艺界的重大批判运动中，《武训传》与《我们夫妇之间》尽管同样遭到厄运，但情形是不相同的。对于前者，批判所涉及的，是对历史真实不同阐释的合法性问题，即作者是否拥有对历史虚构的权利，因之，还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专门到山东省进行调查，其得出的结论，是“反人民反历史”、“反现实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注：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人民日报》1950年8月8日。）而《我们夫妇之间》作为表现一对国家干部夫妇之间争执、吵闹琐事的虚构作品，既不涉及历史，也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却遭受到来自冯雪峰、丁玲、陈涌、康濯等文艺界头面人物的大规模批判，批判动因究竟来自何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篇小说在发表后所受的不同反应。首先是一片赞誉之声。小说原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此后便有多家报纸转载。《光明日报》刊专文大加推崇，而且上海的昆仑影片公司立即拍成电影，甚至连萧也牧的另一篇小说《锻炼》也有人动议要拍成电影。连后来的批判者丁玲也承认，这篇小说“很获得一些称赞”，不仅是“专家”，而且“很多青年人都喜欢”。（注：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4卷8期。）在赞扬这篇小说的批评家中，有肖枫、白村等人。但自1951年6月起，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开始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其间有李定中、叶秀夫、陈涌等人的文章，也有丁玲、力扬、康濯等作家的文章。为此，《中国青年》编辑部还召开座谈会，《新华日报》也对这场批判发表了综述（即综合稿）。至1951年10月，萧也牧不得不在《文艺报》上发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为这场批判画上了句号。 不管是赞誉也好，还是批判，对《我们夫妇之间》的评论基本上落脚于其描写的“日常生活”上。赞誉者说“所描写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但这篇小说写出了两种思想态度的斗争和真挚的爱情”，“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注：白村：《谈“生活平谈”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批判者的论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萧也牧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间的“思想斗争”庸俗化了；二是歪曲了革命知识分子，丑化了工农干部。细究之下，便不难发现这两个方面的批判，事实上都来源于作品的日常性表现，因为“萧也牧无原则地拼凑了李克与他爱人之间的矛盾。他把二人之间政治思想上的矛盾与非政治上的矛盾等量齐观”，“集中和夸大了的描写我们女主角的日常生活的作风、习惯”，如同丑角，洋相出尽。丁玲的批判文章认为，小说暴露了萧也牧不良创作倾向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萧也牧反对的是“解放区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拥护的是“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切不好的趣味”。（注：批判文章见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4卷5期。叶秀夫《萧也牧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文艺报》4卷8期；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4卷8期。等等。） 赞誉者显然是肯定了《我们夫妇之间》的日常生活描写，其所遵循的，是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超验意义的现实主义典型观念。而批判者则从否定日常性描写出发，其内在逻辑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这一类“无产阶级科学思想”根本上就不能建立于“非政治性的矛盾”这一类日常琐屑之中，因为这属于“小市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与“噱头”。假如仅仅从评论者的理论素养来说，赞誉者完全不得要领，那一套“以小见大”的所谓现实主义评论路子放在对《我们夫妇之间》的理解上根本无法说通。倒是丁玲等人的批判文章更见敏锐与功力，因为这篇小说确实没有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这一宏大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同时，《人民日报》大力举荐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这是一篇取自农村日常生活的小说。在发表时的《编者按语》中说：“马烽同志的这篇小说，通过两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动简洁的描写，表现了新中国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怎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和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编者显然肯定了《结婚》中表现出的以日常生活表现重大政治的“现实主义”道路。 由此看来，日常生活，如同“中间人物”一样，是极其敏感的。能够反映重大政治问题的日常生活是被允许的，否则就堕入“趣味”、“噱头”乃至“歪曲”的丑相。其中，最易遭致恶谥的即是城市日常生活。萧也牧遭致批判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对日常题材作出“正确的”政治判断，以致出现“丑化干部”这样的立场与倾向问题。看来，此“日常”并非彼“日常”。同样是日常题材，境遇却大不一样，关键在哪里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个概念：“日常”与“日常性”。 “日常”，指的是作品所使用的题材。而“日常性”则是作品在使用日常题材时，遵循日常立场而得到的符合日常逻辑的判断。日常性也是一种现代性，产生于现代市民社会，与英国经验主义中追求“直接的有限价值”的世俗化传统有关。在中国，这种日常性被认为是城市现代性的一种。从晚清小说开始，基于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便在城市文学中建立，经由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创作，现代城市文学中已经显示出一种传统，即以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特别是城市经验抵制乌托邦意义系统的小传统。这种传统既与左翼叙事不同，也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叙事。我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同样对待消费性，茅盾等左翼作家阐发的是阶级的意义，而海派作家则承认经济属性对于人的合理价值。对于“大众生活个人空间的世俗生活常态的体认”，使海派都有经验性乃至常识性写作的倾向。（注：张鸿声：《都市大众文化与海派文学》，《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5期。）对这一小传统，创作于1949年的《我们夫妇之间》可说是当时文坛最后一个承继者，当然，也是终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