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脏话及其氛围。王朔笔下的主人公有个鲜明特色：说脏话。脏话就是夹带“脏词”的言语。脏词是或明或暗地带有侮辱女性意味或与性器官、性行为、排泄相关的词语。脏话属于粗俗语，其目的通常不在交际而在发泄情绪。而嬉游者经常使用的脏词，主要有“他妈的”、“妈的”、“他妈”、“操”、“混蛋”等。他们说这类脏话，目的并非简单地发泄情绪，而就是在实践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具体讲，他们通过说脏话是要显示一种反叛性生活态度，向传统规范宣战，并由此获取个体的狂欢。这样，脏话成了嬉游者的日常言语行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不过，应当看到，在当代文学中，这一点并不是王朔笔下的嬉游者首先“发明”的。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1984）里，那位充满“诗情”的精英人物“研究生”就免不了要以“狗杂种”、“狗东西”、“妈的”之类脏话诅咒从小抛弃了自己和母亲的罪恶的“父亲”，以致连他的崇拜者“女摄影师”也禁不住责备他“太粗野了”。对他而言，似乎说脏话是宣泄郁积于心的“弑父”冲动的绝好办法。不过，骂归骂，张承志没有因此而走上王朔式调侃道路，他的写作的主干部分还是庄正的叙述与独白。随后到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城市的故事》里，“他妈的”或“他妈”之类“国骂”竟页页不断，被主人公和叙述人分别重复了多达二十余次和三十余次。在《无为在歧路》中，徐星甚至让名叫A的病人（建筑工人）如此说道：“我他妈是个人，可谁也不知道，要是有一天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不就他妈白活了？所以我不干活儿，我一上脚手架就他妈浑身筛糠……”这里竟然每句都带脏话。最极端的例子似乎就数《帮忙》了。小说写小饭馆里两个满嘴“他妈”的粗俗青年秃头和瘦子，外恶内善，见义勇为地巧妙把一位纯情姑娘从伪君子“长发男人”的欺骗下解救出来。在这篇仅11页的小说中，“他妈”这一国骂竟被秃头和瘦子重复说了23次，达到创记录的平均每页2次。就笔者的阅历而言，在说脏话的数量和频率上，徐星的小说都创造了为其他当代作品所难以企及的极端记录，堪称文学中脏话的“超级标本”。由于秃头和瘦子都是正面人物，因此脏话在表现上就代表着作家所倡导的正面价值规范。显然，脏话在徐星成了一种积极的语言。另外，与此同时，陈建功在《鬈毛》里也频频让主人公卢森说脏话（“他娘的”或“他妈的”）。 在脏话方面，王朔很可能接受了徐星的某些启示，或者不如说，徐星的这些早出几年的“超级标本”对这位后来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影响。人们在研究王朔的“脏话”时，是不应忽略这种承续关系的。在王朔这里，单就脏话的数量和频率而论，嬉游者似远远不及上述标本。但问题在于，嬉游者为什么却在我们眼里总显得满嘴脏话而“痞子”气十足呢？问题并不在具体脏话的数量和频率上，而在脏话行为与其整个生活方式的特殊关系上。在《一点正经没有》里，主人公方言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无端被一群大学生强拉去作报告。他在台上大谈“玩文学”，引起台下哄声一片： “谁他妈关心你们呀！”几条嗓子在喊。 “骂吧，我让你们骂够了。骂人谁不会？我要骂起来比你们可花式多了。有理讲理，不讲理咱们就都不讲理。” “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绑架我的学生头儿跳上台，对我说，“你走吧，你还是挺真诚的。” “我他妈当然够真诚了！”我瞪眼，“我要不是真诚我早跟你们谈理想了。” “操你妈！”一帮男学生挤到台前指着我骂。 “操你们的妈！”我一摔杯子破口大骂，“你们他妈有本事打死我！” “算啦算啦，别跟他们逗气儿。”一群温和派学生上台劝我，拉着我。 “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 我甩开众人，拂袖而去。 这里，不仅擅长说脏话的嬉游者在台上大骂，而台下大学生竟也敢于与他对骂，共同形成说脏话的总体氛围。对这些把生存当做嬉戏的嬉游者来说，竞相讲脏话、骂人，并不是他们的生存嬉戏中偶尔外加的“剩余精力发泄”或什么即兴表演之类，而就是这种生存嬉戏本身。说脏话以获取狂欢，已深深地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了这种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嬉游者之所以显得特别喜好说脏话而“痞子”气十足，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整个革命化生活方式都离不开说脏话，或者说，说脏话已成为他们的整个革命化生活的集中而鲜明的言语表征。上述两幕说脏话的场景突出表明，嬉游者的说脏话行为是取决于其整个革命化生活方式的特点的：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于自由地反抗一切现成权威，因而就要敢于说脏话。而只有说脏话才表明自己的生活是革命的。所以，说脏话与其整个想像的革命生活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以至成为他们的革命化生活方式的总体氛围和标志性特征。换言之，具体地说脏话属于直接呈现的“小本文”，而要理解这一本文就需触及那并未直接呈现却在深层起着实际支配作用的“大本文”——嬉游者的以说脏话为标志的整个革命化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以全部想像的革命化生活方式来无言地说脏话，正是据以读解嬉游者的说脏话行为的总体语境。 而就王朔与徐星的关系而言，不妨这样说：说脏话在徐星那里还只是“多余人”不时地发泄其生存无奈和不满的出气口，而到王朔的嬉游者这里，已进而发展成为挑战现成社会秩序并由此获取个体狂欢式生存的“开道”方式。 四、王朔主义 从以上对王朔小说的语言和人物特性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渐次来到这样的问题面前：王朔小说靠什么能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生过如此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