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革命

      如果事件发展到此为止，那么可以肯定地宣布，“顽主”在实际行为上遭受了合理的失败，从而无法由此获取胜利的狂欢。

      但仅仅到这个层面，“顽主”还成不了“顽主”，也就是调侃的修辞效果还有没完整地和尽情地展示出来。我们要看到顽主们在行为上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把实际的行动转化为言语行动，或把实际行为语言化。当他们发觉自己在行动上处于劣势时，总是能敏锐地凭借调侃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刚开始总善于虚张声势，以势压人；如斗不过或诡计被识破时，就巧妙地改以调侃去救险，把现实的行为较量转化为语言较量，转化为通过调侃而生成的语言狂欢。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实际行为中遇挫时，就立马聪明地转而以调侃式语言去自救，而且总是奏效，取得最后的语言狂欢。马青们通过语言行为或言语诡计，成功地解决了实际行为中的危机并带来主体的快乐，靠的就是语言狂欢。这也说明了顽主们的生活逻辑和方式的最本质的东西。所以，读王朔小说，感到其小说人物的语言狂欢，不仅构成他们生活经常的内容，甚至就成为他们生活最深厚的本性所在。也就是说，他们生活的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调侃造成的语言的狂欢。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小片段里，实际发生了三角关系的两次重复。上图构成第一幅三角结构，代表着原初的三角关系。但这幅三角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变化中的。随着马青的一句“那他妈谁敢惹咱俩”，这幅三角结构有了第二次重复形态，出现了第二幅三角结构图。如图所示：

      附图

      马青本来是属于想象界的错觉，但是最后通过“那他妈谁敢惹咱俩”这一句话，就巧妙地跟铁塔大汉交叉换位，把大汉赶到了想像界错觉里去了，而自己站到了象征界眼力上去，完成了人物位置的一个微妙而又重要的转化。所以，在马青最后拯救自己时，三角关系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年绅士的位置不变，大汉由于相信马青的话而移位到想像界，而马青则重新拥有了象征界的眼力。尤其重要的是，这一转化的方式不是实力上的而只是语言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顽主克敌制胜的法宝除了语言没有别的。就像在《浮出海面》中石岜对他的恋人于晶坦白地说的那样：我们是典型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样就把顽主的语言诡计及其与生存方式的内在的和实质上的联系说清道明了。

      王朔自己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调侃何以能作为“顽主”生存方式的独特表征：“我在这方面受过两个人的启发。一个人是逮谁拿谁开涮，你刚一开口，他就卒瓦你一道。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虽然不怎么样，但你也没什么。你要真跟我急，我再卒瓦自己一顿。反正我敢糟践自个儿，你不敢。弄得你没辙没辙的。另一个人是常说好话儿。说两句好话儿费我什么事儿呀？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办正事时我一点都不傻。但我先拿大话填和住了你，你没个不晕的。给你架得高高儿的。我告诉你我要捧你，我都能把你捧晕了。给你架起来，有些事你就干不得啦。他该干什么照干什么不误。”（注：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第126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9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61-162页，第5页第153页，第165页，第165-166页，第166页，第166-167页，第150页，第150页，第126页。）王朔在这里揭示了调侃的几方面特点。第一，调侃作为一种涮捧术，是北京人特有的生活修辞策略。涮人和捧人同时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拿手好戏。涮人是有意高看自己而低看对手，先虚张声势地给对手下马威，实在不如人时就赶紧反过来糟践自己；捧人则是有意高看对手而贬损自己，先把对手捧得得意忘形了，“架得高高儿的”，趁机迫使他为我所用。人们分别会点涮术或捧术并不难，难的是同时擅长涮术和捧术，把涮捧术水乳交融地加以运用。而北京人、尤其是“顽主”这一代运用自如。第二，重要的是，北京人用这种涮捧术并不是单纯为了语言上的快乐，而是“生活磨炼出来”的为生活“开道”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借此开辟生活新道路的方式。可见，以涮捧开道正是顽主的一种惯常的生存策略。第三，进一步看，调侃作为一种涮捧术，有着双重功能——既能保持自尊又能迫使人接受。确实应当看到，这种调侃在王朔小说人物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表征着他们所代表的一种新生存方式。我们要把握王朔小说人物乃至全部小说写作的深层内涵，不能不明了这一点。

      当然，需要再问一下：难道语言上的胜利就等于真正的胜利吗？实际上，顽主们的胜利是由语言的诡计制造出来的，属于一种想像的胜利，因而是虚幻的。顽主们自认为具有象征界的眼力，但最后还是成了想像界错觉的拥有者。这也是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不可避免的一个小小的“悲剧”。究其实，这种作为生存方式的调侃是有着特定的原型的——这就是“文革”年代红小兵式的想像的革命游戏。马青们当街横冲直撞地挥拳和调侃，在模式上正是对当年红小兵时代的想像的革命游戏的一种摹仿或移位。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领会调侃的内涵。

      4.调侃的对象。调侃必须发生在特定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说话人常常占据对话的主体位置去嘲弄对象。但在王朔小说中，被调侃的对象却是多样的，需要仔细分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调侃对象不仅有他人，而且也包括说话人自己。被调侃对象往往就是说话人自己，正是王朔的调侃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一点正经没有》这样写道：“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我……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

      把自己调侃作“流氓”，是“顽主”的一贯作法。不过，在这方面王朔并非首创。比王朔早几年出道的北京作家徐星曾先行做出“表率”。徐星于1956年生于北京，比王朔大两岁。这个年龄本身使我们知道，他与王朔应具有同样的红小兵身份。他于1977年参军，在部队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到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工作。1985年，徐星的小说处女作《无主题变奏》由当时最权威的《人民文学》杂志刊发（第7期），引发文坛有关“中国现代派来了”的轰动。这篇小说处女作虽然晚于王朔的《空中小姐》一年，但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调侃式语言的运用上，徐星其实比王朔略微早一点出道。徐星在《无为在歧路》中让A宣称：“我他妈根本就不是文明人，我要文明干吗？……不是文明人就是野蛮人。”在《剩下的都属于你》中就有这样的调侃：“现在他流不动了，就变成绅士啦，看起来就不像流氓啦。”徐星这里的自我调侃还是偶尔表露的，王朔随后则使这偶尔表露的东西向更广的层面扩展：“流氓”竟被“顽主”自己当做生活方式的显著标签。通过主动贬损自己的“流氓”本相，仿佛就能把自己置于不被对手揭露却可随意揭露对手的既安全又主动的优势地带，从而获得了一种高超的言语霸权。这里实际上是在以自我贬损的方式达到自我炫耀的效果。可以说，无论是徐星还是王朔，其自我调侃背后都涌动着来自他们的红小兵时代的想像的革命游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