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最近几年似乎偃旗息鼓了，但王朔仍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文艺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影响广泛的人物，同时又是聚讼纷纭的人物。不仅在当代文学、京味文学及影视领域，而且在更为广泛的文化建设与转型过程中，王朔都在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那么，应当如何把握这种意义上的王朔？从哪个角度才可能真正靠近这位争议巨大的风云人物？这里不妨从他的红小兵身份及其持久效应谈起。 一、想像的革命者 只要翻开王朔的档案，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经历：1958年出生在辽宁，长在北京的部队大院。母亲是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1976年毕业于北京44中，随即参军到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经商，写作。从1978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短篇处女作《等待》、1984年在《当代》第2期发表中篇处女作《空中小姐》起，王朔创作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若干，如《浮出海面》（《当代》1985年第6期）、《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啄木鸟》1986年第2期）、《橡皮人》（《青年文学》1986年第11-12期）、《顽主》（《收获》1987年第6期）、《千万别把我当人》（《钟山》1989年第4、5、6期）、《一点正经没有》（《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玩儿的就是心跳》（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等。王朔还创作电视连续剧数十集，如《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导演《我是你爸爸》（未公演）。王朔还著有随笔集《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美人赠我蒙汗药》（与老侠合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朔从80年代中期起在文坛崭露头角，随后几年里开始窜红，继而红到电影界。1988年由于四部小说同时被改编成电影，直让影坛把那年称为“王朔年”。到90年代前期先是红入电视圈，很快就在整个文化界大红大紫，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备受瞩目和争议的文化名流或大腕。1997年1月曾赴美短期访问，7月回国。粗略解读这份档案，不难发现如下几个关键词：北京、部队大院、海军、经商、写作、文化界大红大紫。正是这几个关键词的组合铺设出王朔写作道路的显豁路标，可以帮助我们寻觅王朔的成名踪迹。 从小生长在北京城部队大院的王朔，是部队干部子弟，属于当时的“红五类”。在那个特别看重阶级身份的岁月里，不用说，这样的子弟本是有着灿烂的前程的。由于年龄小几岁而没能赶上轰轰烈烈的“红卫兵”时代，但毕竟也算在毛主席“文革”路线熏陶下成长的“红小兵”，充满着那个时代的“英雄梦”，渴望将来在革命斗争中大有作为。 在这里，有必要对“文革”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这两个通常似乎不大在意其差异的术语略加区分。红卫兵是由在校大、中学生组成的直接参加“文革”运动的造反组织及其成员，而红小兵则是由在校小学生组成的没有直接参加“文革”运动、但又被灌输了同样的革命理念的造反组织及其成员，属于仿照红卫兵而整编起来的一种模拟式组织。两者的主要区别就集中在是直接参加还是想像式地参加“文革”运动上。这一点尤其微妙而又重要：对红卫兵和红小兵们的个人认同及后来的文学写作行动的走向及其差异关系甚大。简要地说，红卫兵直接充当了打倒走资派、武斗、打砸抢、上山下乡等运动的主力军，是革命的亲历者；而红小兵由于年龄的限制，在当时则更多地只能充当旁观者、想像式造反者等角色，至多跟在红卫兵兄长后面敲敲边鼓而已。 不妨把王朔与同是北京人并且又是“红卫兵”的命名者的张承志做点粗略比较。张承志，回族，原籍山东省济南市，1948年生于北京。1966年“文革”爆发时18岁，正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正是他在自己的大字报署名时首创“红卫兵”术语，一经推广就注定了被载入中国史册。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4年。1975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1981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主要进行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张承志不仅在蒙古历史和北方民族史研究中有一定成果，在小说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他的初作是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和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并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此后发表的小说有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获第一届《十月》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黑骏马》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春天》获1983年北京文学奖。《北方的河》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金牧场》等。从这个简历可见，张承志赶上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的历次重大运动：参加“文革”斗争，亲自创造“红卫兵”术语并参加红卫兵组织及其造反夺权活动，随后又到内蒙草原“上山下乡”当知青，回城上大学，投身新时期文学创作、迅速成为名作家。 生于1958年的王朔就没有那么幸运：在1966年“文革”发动时仅仅8岁，上小学二年级，不可能像张承志等兄长那样赶上缔造或参加红卫兵组织，以及随后的造反、大串联、复课闹革命、上山下乡等运动。取而代之，他只能做这批红卫兵兄长的小兄弟——红小兵。尽管如此，王朔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从小就是一个上进心极强的孩子，从毛泽东时代真诚地接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立志做一个毛主席的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多年后，王朔自己还对那时的革命传统教育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着清晰的回忆：“从小让我激动的事都是世界上的大事，没有什么自己的事。偶尔一会儿单相思，喜欢上哪个女孩，老没戏，人家老不看你，也就算了。我们还有更伟大的事要做。”（注：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第126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9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61-162页，第5页第153页，第165页，第165-166页，第166页，第166-167页，第150页，第150页，第126页。）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王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有更伟大的事要做”。而这种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可能是难以理喻的革命觉悟和理念，正是那时的革命传统教育及总体社会环境造就的。“那个时代环境迫使你不能关注自己的命运。毛泽东式的教育使人产生一种精神升华，很少关注个人的困境。”（注：王朔：《我是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第126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9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61-162页，第5页第153页，第165页，第165-166页，第166页，第166-167页，第150页，第150页，第126页。）但问题在于，一心想做一个革命者的王朔却痛苦而遗憾地发现自己年龄太小，无法像红卫兵兄长们那样亲身投入伟大的革命中。取而代之，王朔只能与自己的小伙伴们在学校、街头等玩着想像的革命游戏了，从而成为“文革”运动的想像式革命者。也就是说，当张承志等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亲身投入“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张承志甚至亲自首创“红卫兵”术语时，王朔只能在安慰的意义上做“毛主席的红小兵”，跟在红卫兵兄长们后面想参与而又不得，空怀壮志而难以施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在想像中参加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