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茅盾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三部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从1927年下半年的第九号第十八卷起到1928年上半年的第九号第十九卷止。这是这三部小说的初刊本。1930年5月，茅盾应开明书店之约，将三部合为一部出版，总题为《蚀》，是为初版本。此后，开明书店将《蚀》多次再版，其间作者没有作什么修改。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这个三部曲时，建议作者“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1] （第427页），茅盾便作了一番大的删改。这便是《蚀》的定本。1958年出版的《茅盾文集》第一卷和1984年出版的《茅盾全集》第一卷所收录的都是这个版本。在《蚀》的版本变迁过程中，只有1954年的修改才是真正的修改。这次修改涉及多方面，但主要是“革命”与“性”的内容。当置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中心的茅盾，以新政权文化要人和文学权威的身分来修改20年前的这部旧作时，无疑会使这些重要内容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滑变。 一 “革命”这个20世纪的流行词汇，在《蚀》三部曲中具有一种宽泛的语义。不同人物以不同的理解和行动来诠释这个大的时代词汇。对于静女士来说，逃避包办婚姻并附带增长见闻，获取新知便是她对“革命”的理解；而慧女士显然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看穿这世界后游戏人生的姿态。对于方罗兰来说，“革命”意味着在左右摇摆地为党国卖力的同时开导保守的妻子，从而使自己获得在工作、家庭（妻子）和红颜知己（孙舞阳）之间的转圜。对于史循，“革命”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和无尽的挫折感、失败感；而于章秋柳，“革命”便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热情来激活业已消沉的革命者史循，从而使自己的梦想得以借这个曾经强壮的身体来实现。这些人物尽管不曾大谈“革命”二字，但他们的行动无一不在印证着革命具体化出来的种种情态。而对于作者本人来说，“革命”至少具备两层语义：一是政治地位和身分上的平等和自由；二是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改造和解放。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革命”一词，茅盾更偏向后一层语义。在《幻灭》中，他借李克训诫静女士的口吻说：“也许你不赞成我们的做派，但是革命单靠枪尖子就能成么？社会运动的力量，要到三年五年以后，才显出来，然而革命也不是一年半载打几个胜仗就可以成功的。”[2] （第75页）这种重视“启蒙”的革命观，虽不否认革命所具有的军事斗争的一面，但更重视它唤起觉醒，改造精神的另一面。在茅盾早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都提到“革命”及与之相关的“改造”、“解放”、“自由”、“平等”等系列词语。事实上，“革命”一词已内化成茅盾的基本词汇，对其语义需反复阐释和扩充，目的是让它能跟上现实政治发展的步伐，从而获得更为完整、系统和精确的意义。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这场革命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并有所作为，而不至于被时代大潮抛弃。这种对革命的理解显然远比将其单纯理解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斗争的看法要宽泛得多；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定位，茅盾们的自我默认当然就是精神导师，这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一种天生的自我优越感，其中既不乏中国式的“为帝王师”的文人理想，也暗合了他们谙熟的伏尔泰、卢梭等启蒙者之于法国大革命的理想革命模式。但事实总比理论更具说服力，在真正的革命开始后，一个罗伯斯庇尔远比一打伏尔泰或卢梭更有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启蒙更具备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茅盾们所颇为自得而不时刷新的革命定义还是赶不上也把握不住现实的发展，甚至不时沦为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阵营的笑柄，而他们急切地想投身革命阵营发挥自己才能的行动又总被涂上一层“小资产阶级”的色彩而屡遭批判。 知识分子投身革命遭遇的尴尬，乍一看是他们没怎么弄清“革命”的实质就匆忙上阵。仔细考察才会发现：其投身革命的动机本身就值得怀疑，其中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往往要多于为理想而献身的成分。此外，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唤起革命的往往是一两个先觉者，但它一旦成为时代大潮后，就会演化成为群体性的冲动而将先前个人独立判断的成分淹没。不管承认与否，后来的知识分子侧身其间更多的是出于不愿被时代所弃的功利想法。茅盾本人的投身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革命阵营的外围写下大量革命性的文字之后，终于忍不住一试“革命者”的身分。但跻身于革命行列并不能抹去这些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天性——怀疑和反思引发出的个人独立判断，而正是这种判断往往会导致他们质疑眼前这场革命大合唱。显然，这种理性判断已在悄然中与他们当初投身革命的动机发生了深刻矛盾。所以，置身于革命阵营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普通民众，在更容易对革命产生狂热依恋情绪的同时，也更容易对革命发生怀疑而陷入悲观和颓废。茅盾小说中的人物及他本人都以自己的行为印证了这点。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将革命乌托邦变成了一种具体可感的政权和制度，此时茅盾们回首曾经走过的路，才发现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才发现他们当初对革命的理解哪里为正确、哪里又有偏差或者错误，以及自己在这场革命中及革命后的定位。而他们此刻要做的就是及时地调整和学习。当然，这不过是在以一种既定成型的制度作标准来纠正从前的理解并尽量向这种制度靠近，以期实现曾经“为革命奋斗过”的经历和身分体认，而并非是曾经对“革命”的理解和憧憬了。因此，当作者发现自己早年对革命的理解已无法跟上新时代对它的定义时，对旧作中革命定义的刷新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初版中作者所犯的最大失误可能是：一、对革命的方向认识不清。几十年后再回头可以很容易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政治和军事斗争。而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将热情和努力用错了方向，而且眼光狭小局促，缺乏必要的胆识和魄力，基本上是一群软弱无力的“文人型”革命空谈家；且往往沉湎于一己之解脱，并将这也看做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慧女士的性开放，方罗兰的家国兼顾念头和行为，章秋柳的企图唤醒早已行尸走肉般的史循的生命欲望和革命热情等。这种带有明显“五四”个性解放和精神启蒙色彩的“革命”举动从政治和军事层面来讲，基本上是无用的。在“破”字当头的年代，需要的是认清方向后的猛烈进攻，而一切具有建设性的东西是要退居第二位的。二、没有发现革命的主体。“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而整本《蚀》中的所有主要人物居然都没有认识到人民身上蕴藏的无穷的革命力量。就算偶尔出现的像孙舞阳和方罗兰等对诸如南乡农民的行为一定程度上的默许和赞同，也不过是好奇大于理解。不仅如此，甚至在初版中还有不少蔑视普通民众的描写，比如对南乡农民的“公妻”场面的渲染。这些失误在1954年修改时尽管已不可能完全改变，但局部的订正还是可以做到的。经过修改，作者有意从文本所营造的真实环境中抽身出来，站在更高角度上俯视主人公们的盲动，揭示一种必然失败的“教训”，而不是引发读者产生与自己当年相似的困惑感和幻灭感，从而取消了初版中作者与读者的平等对话关系，而代之以指导者的口吻。在此转换中作者也巧妙地实现了自己对“革命”定义理解的刷新和提升，即：他承认新政权所倡导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式的“革命”更高明，并对这种“革命”所带来的改天换地的变化表示了心悦诚服的欣赏和追随。作者正是通过修改旧作中相关内容来彻底改造自己过去的“革命”理解，并全盘接受了新政权的革命观。而至于某些地方的修改可能带来的历史失真就不再是作者所愿从容斟酌的了。此外，初版本中可能引发读者偏离“革命”正题，向耽于爱情或者丑化人民群众方向发展的词句和线索也被修改或截断，民众的形象得到了改善。不过，对于营造艺术真实的考虑及其它一些原因，也使作者在修改时保留了大量此类描写。如此一来，小说尽管离后来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红色话语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对于早年追求“实地观察”、“客观描写”等自然主义写法的茅盾来说，这种转变已经是巨大而深刻的了，作者本人的形象也在这种修改中悄悄实现了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