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裔知识分子这里指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得以从农村走出来最早到城市追梦的人。城市被他们想象为通向希望和可能性的转折点，所以跳出农门是他们坚决的努力，进军城市是他们不懈的追求。但同时“农裔”也是他们难以更改的身份印记，“酱紫色”已成为他们永不褪色的生存底色。这本质是一种历史的因袭，它可能会造成性格的缺点和主体的贫弱，但也更让他们最有解放的冲动、追梦的执着和超越的愿望。而在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充满矛盾诉求的悖论式的语境里，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他们无疑更是承担着这巨大的文化滞差所带来的最初的震动和矛盾，这让他们自身建构的过程就像一场不断延迟的生命危机，不仅“装腔作势”的生活着，而且也“拔苗助长”的成长着。但他们的这种生存体验又总是和他们的客观生存境遇相交织着，所以所有个体化矛盾都包含着极其现实的文化内容，代表了现代冲突最现代方式。第一人称和童年记忆手法的运用常常给他们的生命危机一种起源上的解释，从而超越了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浪漫主义，返回生存本身的辛酸和卑贱而达到历史的真实，但并没有由此像新写实那样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做世俗化释义，而是借其忧郁的生存状态完成了对其自身及追求的反思和批判，正是这种悖反的创作张力带给我们关于美的绝唱。 一 农裔知识分子作为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大学生，他们都曾是全村甚至是全县人的骄傲。本以为考入城市从此进入了“天堂”，岂料也是走进了“失乐园”。在今天商品化经济时代，农村不仅意味着贫穷，还代表着老土，贫穷重新成为一种耻辱和罪恶。“泥土在乡下能滋生万物，在城市里却是垃圾。”就如让《风和月在上海流淌》中胡田英想不明白的是，一身光辉的他现在似乎一无所有，他“拥有的许许多多优越感，突然气泡式的粉碎了”，他所持的资本乃是别人不屑一顾的，而他所追求的却是别人唾手可得甚至弃而不顾的，他还没有现代化别人已经后现代了。别人的拥有一下子成了他的恶梦。他的理想就是摆脱边缘人的位置成为一个上海人：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一个漂亮的上海妻子。而作为城市人的许乐明竟然视其为枷锁主动放逐，宁愿在马路上“打桩”做一个“下岗工人”、“无业游民”；更不可思议的是有那么一个合乎自己标准的女朋友跟着他，而且最后才闹明白，之所以喜欢许乐明是因为他的“床上工夫”，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无性的文化，整个心灵结构除了人伦化的渠道外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性”这个问题；即使在生理上“性”已经萌芽，也多半不晓得如何将这一冲动加以组织化，使它变成一股向外求的生命力量，更不知如何组织整个获得爱情的过程。这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农村更是如此，他们的聪明只能做到对知识和成绩的拥抱，而在人生的其它方面却没有任何准备。所以把他们称作“性压抑”，不如说是“非性化”，性压抑仍然是根基于对自身情欲的高度知觉之上，而他们则把“性”当作肮脏的，不可想象的，来自他们身体内部的觉醒比外在的诱惑更让他们充满罪感。然而，在市场经济下，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被视为生命力的象征，与包潜着追求、奋斗和占有的激情等新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诚如沃尔芬斯坦博士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注：沃尔芬斯坦：《娱乐道德观的产生》，载《大众闲暇》，埃里克·拉勒比和罗尔夫·迈耶森合编，自由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书本知识难不倒他们，而此刻他们则无计可施无路可逃了。在他们的肉体、物质和人性的启蒙者都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成为过时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了。 他们本来对大城市都有一种莫名的欣赏和仰视，这巨大的反差更让他们为自己身上的泥土味感到自卑，这种深深的自卑感和对都市的期盼和梦想很容易把都市人生活当作努力的目标，而将两者之间的差异界定为畸变和缺乏，将抹去这一差异的冲动当作了一以贯之、绝对的统治进行清场的必要性，这使他们往往追逐着别人过着“装腔作势”的替代性生活。同时这种自卑心理和强烈的不安全感又让他们时时处于戒备状态，小心翼翼、畏缩怯懦、自卑敏感，又怀着征服者心理锱铢必争，不顾一切的想靠后天努力来弥补先天不足，很多时候不惜作“拔苗助长”式的自我抗争。如《风和月在上海流淌》中，胡田英为了证明自己和城市人许乐明一样，过分的拔高自己从“情色”到“色情”再到“第一次亲密接触”直至迎合老板娘他一步步的走向许乐明，但他体味不到“越疯狂越快乐”的现代性爱宣言。其实越是迷狂、疲倦与耗竭越悲惨，这种疯狂只能把他拉下更深的痛。谁能相信那个所谓激情只有在梦中实现，疯狂只有在私密状态下燃烧的人会彻底的放松自己去信奉成熟了的都市性爱理论呢！《颠覆》中李瑶瑶更是拼尽全力的追赶黎丹，连打球玩耍时李瑶瑶就在心理发狠：“看我不打死你”。这让他们总是处在紧张状态，戴着镣铐跳舞，对他们来说现在的每一天对未来都是行之有效的日子。如《焱玉》中，“在焱玉的骨子里，焱玉是自卑的。她没有城市女孩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和闲适，她的所以的骄傲、动人的气质都是后天一点一点积累的。焱玉所做的一切都是很认真很辛苦的。”（注：殷慧芬：《焱玉》，《上海文学》1997年10期。）他们似乎总是滞后的，在努力的追赶着现代化的脚步，步履慌张，神情紧张，这使他们看似在努力的接近目标，却也是在延迟着生存危机。 从《从此我将离开你》中可以看出，无权无背景农村出来的“他们”经过炼狱式的大学时期，毕业后要留到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考验。所以太多最珍贵的爱情在进城的路上显得不堪一击。《蝉蜕》中的姜平为了留在城市而抛弃了相爱的女友娶了领导的女儿；《小艾求职记》中保护贞操就是为能留在城市保存资本；《颠覆》中李瑶瑶等的人“她只在乎这个人有一个当副市长的父亲”。这让他们的“现代”诉求在以往的文学中多以承担着道德罪名诉诸批判，而这里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就在于揭露出当他们真正面对自己的爱情时，却由于自己内心那种对城市莫名其妙的欣赏和对自身不可遏制的自卑，使即使有合乎他们标准的对象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情的真正悲哀。早在《风和月在上海流淌》时期：“胡田英不是用爱情的眼光来看待宋小宛，他想得到她，更多的是想证实，他和她可以成为同类人”。（注：李肇正：《风和月在生活流淌》，《小说月报》中篇小说原创版2003年6期。）他追求的爱情已替换为一种身份，一种认可，早已与爱情妙不可言的意义擦肩而过；著名导演基斯洛夫斯基在他执导的电影《白》中，以主人公卡洛性能力失而复得的身体语言所阐释的那样：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找对象其实是在找一种相对的灵性和身体的平衡。而他们太自卑，因自卑转化来的自尊又太强烈，太强的自尊又使他们过分敏感，太看重自己的感觉而害怕失败，这使他们甚至连表达自己对别人几乎自然的好感或者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都有所不能。他们可以把鄙视的人压在身下，却无法在他们向往的女人身上做男人。像《袜子里装满错误》中即使已经做了市长的王祈隆面对城市里来的冬妮时，“从第一眼看到她，他就没有停止过那种不可名状的让他恐惧的感觉。”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从来是没有怕过那些闲言碎语的，他更没有怕过曾经活着的许彩霞。他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注：邵丽：《袜子里装满错误》，《小说月报》2004年1期。）他被冬妮的脚打败了，从更根本上败在自己无可抑止的自卑和对城市不由自主的仰视带来的恐惧上，只有把强烈的自卑转化成自尊，用自我否定的方式来肯定自己，以拒绝冬妮当作自己征服城市的胜利。在缺爱唯独不缺性的今天，他却是以性能力的丧失暴露着他内心承担的痛苦和悲哀，即便是悬置了道德法庭，他们仍难以走出“农裔”身份深入无意识层面的心理束缚，爱情与城市在他们这里奇怪的交织在一起而无法完成自己的爱情，这才是他们走到今天真正的生存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