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对当代文学发展中一种探索性、实验性诗歌实践的命名与评价，“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85年四川西南师范大学等校创办的《大学生诗报》，几乎与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青年诗歌运动同时。其最初生成就源自这一场诗歌运动参与者的自我命名与自我指称——为了与当时日益“经典化”、权威化的“朦胧诗”相“决裂”。从这一点看，“先锋诗歌”最初就是特指“朦胧诗”之后所出现的中国青年诗歌运动。恰如残星、义海在《先锋派诗》“小引”中指认的：“‘先锋诗’是许多个具前卫意识的诗歌流派、诗人的一个笼统性称谓，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以其特异多姿的个性色彩、精神特质、美学趣味显示其独立存在，成为诗坛多元化建设中重要的一支”（注：见《先锋派诗》（残星、义海编选），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在“小引”中，编者声明这是一本“第三代”诗歌的选本，并认为“那种关于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实验诗’、‘先锋诗’的说法，显得大而无当，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不过，编者同时也意识到在诗歌的发展史上，“先锋诗”概念还是有其广义的一面，注意到了“在人类感性生命的递进过程中，先锋诗的阶段性”问题。）。这样一种狭义的“先锋诗歌”概念，后来也为一些诗论家所沿用。例如在程光炜那里，就是按照“朦胧诗”/“先锋诗”/“九十年代诗歌”这样的叙述线索，将“先锋诗”定位于“朦胧诗”与“九十年代诗歌”之间出现的一个新诗发展中的“转换期”，一个以“他们”诗群、“非非”诗群等为代表的“价值多元、诗体多样的生气勃勃局面”[1] （P291-318）。 不过，在语言策略花样翻新的1980年代中后期，这样一种狭义的“先锋诗歌”概念并没有在诗坛流行。事实上，作为对当时青年诗歌运动的命名与指称，倒是四川青年诗人提出的“第三代诗”（注：参见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的《第三代诗会》题记；周伦佑《“第三代”诗论》，《艺术广角》1989（1）。），和王家新、唐晓渡等使用的“实验诗”[2，3] 的概念更为青年诗人们所认同。 1980年代最早在文章中使用“先锋诗歌”并使之成为一个富有阐释力的概念的，是朱大可的《燃烧的迷津——缅怀先锋诗歌运动》[4]。这篇纵览1970年代以后的现代前卫诗歌现象并将它们统统命名为“先锋诗歌运动”的文章，虽然将“今天派”、“寻根派”、“市民派”和“仿写派”毫不留情地归结为“通向先锋实体或中心的陡峭台阶”，同时推举“抒情诗人”、“强力诗人”和“玄学诗人”为“先锋运动的核心”，但到底还是考虑到当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在坚持特定诗歌理念与诗歌立场的同时，保持了先锋诗歌概念的历史性。种种迹象表明，朱大可的这篇文章对“先锋诗歌”概念在1990年代的流行具有直接的启动作用。而且，从“运动”的角度描述1970年代以来的现代前卫诗歌现象，也成为很多后来者采用的基本叙述思路（注：如张清华的《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黄粱《大陆先锋诗歌的语言之路》（见“诗生活”网站）；程波《“个人写作”与“个人话语场”——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一种阐释》（见《一行》网刊第6期）等。），进而形成了中国先锋诗歌历经朦胧诗、后朦胧诗（或曰第三代）与1990年代个人写作的诗歌史叙述框架。 与1980年代青年诗人对“先锋诗”概念的游离不同，1990年代以来，“先锋诗歌”概念似乎突然成为升值的概念股、一个更高层级上诗歌实践的命名，其本身在使用者那里似乎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等级上的优位性，占据“先锋诗歌”概念的阐释权的确“就意味着攻取了某一话语的制高点”[5]，具有一定的自我加冕的意味。否则，无法解释近几年来出现的编选标准、“诗歌立场”与入选对象大相径庭的几种不同的“先锋诗歌”选本的接连出版（注：例如符马活主编的《诗江湖——先锋诗歌档案》（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与西渡、郭骅编选的《先锋诗歌档案》（重庆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梁晓明、南野、刘翔主编的《中国先锋诗歌档案》（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刘希全编选的《先锋诗歌2002》（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也无法解释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何以“先锋诗歌”为名的诗歌活动的明显增加（注：例如河北的《诗选刊》设立了“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和“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梁晓明、南野和梁健等主创了《中国先锋诗歌》电视专题片。等等。）。 实际上，伴随这些以“先锋诗歌”为名的诗歌活动与诗歌出版物而来的，就是对“先锋诗歌”概念阐释权的抢占，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与发生在世纪末的诗歌论争有关，说这种现象为那场论争的延续都未尝不可[1] （P352-357）。 不过，也应该看到，1990年代以来，在许多批评家那里，对“先锋诗歌”概念的使用动机是出于反思1980年代的青年诗歌运动，重新寻找并确认现代诗歌的内在品质，调整其发展方向。所以，他们的“先锋诗歌”概念就成为对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具有特定倾向的诗歌实践的特指。例如，唐晓渡所使用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歌”[5] 概念，就将1980年代中后期的“实验诗”中的一部分作为其源头，将个人写作、综合意识、反讽、叙事性等作为这种“先锋诗歌”的基本特征。在周瓒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先锋诗歌论纲》中，作者也认为，先锋诗歌是指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少数意识到并仍然坚持一种以个人性的立场写作的诗人的诗歌实践，是那些始终重视和保持着纯粹的精神价值关怀的诗人的写作。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发展中，先锋诗歌体现了介入现实生存和把握个体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为强调这种“先锋诗歌”概念的特指性，周瓒对“共存于八九十年代的另外倾向的诗歌现象”作了排除。这些诗歌现象包括：1980年代以前保留下来的紧密结合政治现实需要而缺乏艺术独立性的“意识形态写作”、标举反意识形态写作而落入集体性的抒情或发布宣言的“集体写作”、声称关注日常生活而不幸堕入价值平庸和风格狭窄状态的“大众化写作”，以及部分标榜“民间写作”和“后口语写作”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