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小说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那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艰难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西方资源，进行文化启蒙和政治变革的紧要当口。在这种背景下，乡土小说自被命名之日起就成为了知识分子表达文化启蒙的重要阵地，也被作为演绎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的重要场所，获得了特别的发展。然而，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给乡土小说带来繁荣的同时，也赋予了它许多难以摆脱的困厄。这在乡土小说的叙述上就有非常显著的表现。 一、叙述姿态：“游子”的迷茫 中国乡土小说叙述者的身份很有特点，他们极少有乡村中人，而是普遍具有“乡村游子”的背景。他们一方面与乡村具有着不可割舍的密切关系，或者曾经是乡村中之一员（如军人、知识分子），或者在乡村生活过（如下乡干部、知青），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叙述时又都脱离了乡村人的身份，明确地在文化和心理居于乡村之上。他们以与乡村若即若离、蕴涵着内在悖反精神的游子姿态，叙述着乡村和乡村人的故事。 延伸开去，可以发现，这种“游子”特征也体现在乡土小说叙述的多个方面。如在叙述人称上，中国乡土小说多以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也往往在其中融注了很强的感情色彩，但作家们又多以批判作为基本的创作理念。于是，这些乡土小说大多都是抒情和批评的复杂交织，充满着自我的张力。再如乡土小说的叙述方法，虽然作家们都纷纷表示对乡村的感情和关注态度，但他们的叙述语言都是知识分子的现代书面语，小说的结构安排也与农民阅读习惯有很大距离。 游子型叙述姿态的形成，从表面上看，是源自现实生活。因为绝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家本身就是乡村的游子，他们经历过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经历，也有从乡村到城市的身份和文化转型。他们小说中的叙述者，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情感经历的反映。正因为如此，众多的乡土小说批评家们都认同了乡土小说叙述姿态的合理性。鲁迅就很理解他们的创作处境：“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们到异地去了”，“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7页。）并因此将乡土小说定义在这些乡村游子的创作上。一些当代学者也肯定地认为，正是这种心态，造就了中国乡土小说“漂泊与回归”、“反叛与眷恋”（注：陈继会等著：《20世纪乡土小说史论》“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的独特主题和审美风格。 然而，从更深层来说，“游子”叙述姿态的形成，更是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的产物，同时，它既折射着乡土小说作家们巨大的精神困境，更最终体现为制约中国乡土小说思想和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国长期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中，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进入20世纪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农民第一次被推上文学舞台，受到较深切的关注。然而，这并没有真正改变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卑微和被动处境。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和乡村一直是贫穷和落后的代表，在现代文化中，他们也一直承担着愚昧的待启蒙身份。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和农民受到社会的歧视，在文化上，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定论，就是乡村人是没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叙述的（至少在深层意义上是如此。因为乡村的民歌、故事、说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叙述乡村生活，但它显然不被认为是我们一般所指的文学）。他们在政治和生活上需要等待外来者来拯救，在文学上也只能接受外来者的书写。 在20世纪中国，这种现实和观念已经成为社会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集体潜意识，也自然影响着乡土小说作家。正像每一个乡村知识分子都渴盼着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在文化上，他们也自觉地认同现代文化，参与着现代文化对乡村的批判式启蒙，从而在创作姿态上形成了与其个人境遇自然的遇合。也许在现实中，不同作家与乡村的关系和情感会有一定的误差，但在理智上，他们都一致服从着现代文化的号令，在书写中自觉地站在比乡村高的现代文明立场上，进行俯视与回望。在这个意义上，游子姿态可以说是乡土作家们无可摆脱的现实和文化宿命。 然而，现实生活远比文化要求要复杂，正是这种复杂性给中国乡土作家和乡土小说构成了深深的伤害，也使游子姿态成了乡土作家和乡土小说困境的体现。一方面，虽然乡土作家都是乡村生活的成功突围者，但他们在进入城市生活后，又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感受到城市人和城市文化对乡村的蔑视（事实上也就是对作家自己的蔑视），在心灵上感受到城市生活和文化的煎迫。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陷入到强烈的自卑当中，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呈现出态度上的漂移和割裂状态。环顾中国乡土小说作家，很少有对自己曾经的农民身份表示足够自信的（除了一些曾经客寓乡村的干部和知青。而他们的自信其实正是建立在他们并非真正乡村人的基础之上），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文明，他们也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敌视态度，强烈的自卑和愤激蕴涵其中。比如贾平凹、刘醒龙都曾这样感叹：“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好像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仇恨心理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注：贾平凹：《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曾经由城市来到乡土中的人与被乡土乳养大后进入城市的人，不知为何一下子生出那古怪的念头，以为乡土是一种应该无条件接受批判，无条件接受愤怒，无条件享受向现代文明投降待遇的唾弃之物。”（注：刘醒龙：《白菜萝卜》自序，转引自程世洲：《刘醒龙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沈从文、师陀、贾平凹等人反复称自己是“乡下人”，寓含的也多是激愤，是对城里人作派的强烈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