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在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中，已经不再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带着血腥味的掠夺：“城市与乡村曾经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正合而为一，正像所有的阶级都在进入中产阶级一样。给人更真实的总印象是：国家正在变为城市，这不只是在城市正向外扩展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生活方式正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化这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上说的。大都市是这一时尚的先锋。”（注：劳伦斯·哈沃斯语，参见【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著，孟庆时译《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周宪、许钧主编“现代性研究译丛”。154页。）这是西方从现代工业文明向后现代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图景，它无疑是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还远没有逾越前现代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尽管我们沿海的小部分地区同时进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文化语境中了，但是，广袤的地理和精神层面都处在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时段之中。而中国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正是历史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乡土存在，描写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变化，才是乡土小说最富有表现力的描写领域。 “农民工”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概念，它囊括了一切进城“打工”的农民，“农民工”的定义似乎还不能概括那些走出黄土地的人们在城市空间工作的全部内涵，因为游荡在城市里的非城市户籍的农民身份者，还远不止那些从事“打工”这一职业的农民，他们中间还有从事其他非劳力职业的人，如小商小贩、中介销售商、自由职业者、代课教师、理发师、按摩师、妓女等许多不属于狭义“农民工”范畴，他们比那些真正的“打工仔”更有可能成为城里人。当然，在阶级身份层面的认同上他们仍旧是属于广义的“农民工”范畴的。因此，无论从身份认同上来确定这些“城市游牧者”阶层，还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考察这些漂泊者的灵魂符码，我以为用“城市异乡者”这个书面名词更加合适一些。 “城市异乡者”的生活之所以越来越受到许多作家的关注，就是因为人们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究竟是城市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城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二难命题。他们改变了城市的容颜，城市的风花雪月也同时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容颜，更改变着他们的心理容颜；农耕文明的陋习使得城市文明对他们鄙夷不屑，而城市文明的狰狞可怖又衬托出了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他们出卖劳力，出卖肉体，甚至出卖灵魂，但是，城市给予他们的却是剩余价值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然而，比起在土里刨食、刀耕火种的农耕社会生活来，他们又得到了最大的心灵慰藉；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中是个完全边缘化的“虫豸”，是一个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是被城市妖魔化了的“精神流浪者”，但是，一旦他们返归乡土，就又会变成一个趾高气昂“Q爷”，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统治者”，一个乡村的“精神富足者”……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着悖反的现实生活图景与精神心理光谱。 毫无疑问，对“城市异乡者”的描写，随着日益澎湃的“农民工潮”和农民职业向工业技术的转换而迅速猛涨，对这一庞大群体的现实生活描写和灵魂历程的寻觅，就成为近几年来许多乡土作家关注的焦点。而就作家们的价值观念来说，其中普遍的规律就是：凡是触及到这一题材，作家就会用自上而下的同情与怜悯、悲愤与控诉、人性与道德的情感标尺来掌控他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个作家必须坚守的良知和批判态度。这是“五四”积淀下来的“乡土经验”，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以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渐行渐远的、带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开始在这一描写领域复苏。在这里，作家们的思考不再是那些空灵的技巧问题，不再是那些工具层面的形式问题，因为生存的现实和悲剧的命运已经上升为创作的第一需要了。即使像残雪那样带有荒诞意味描写的作家，一俟接触到民工（《民工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这一题材的时候，也不得不在严酷的生活面前换上了现实主义的面孔，改变了以往那种艰涩的形式主义的叙述外壳，用更平实的叙述方式来介入现实生活，即便还是改变不了她那种絮絮叨叨式的精神病者梦呓的琐屑，但也毕竟清晰地描写和抒发出了城市给农民带来肉体痛苦和心灵异化。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在悲剧审美与喜剧审美之间，绝大多数作家站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用饱蘸情感的笔墨去抒写人性和人道的悲歌。其实，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新的文化背景需要我们不但对人性和人道作出回答，还需对时代和历史的发展作出评断，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需要克服人性的偏颇，客观地去描写戴着假丑恶面具的发展性事物的，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 专门关注乡土的女作家孙惠芬一旦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的乡土社会生活当中去，就痛切地体味到乡土现实世界的悲剧性命运：“与那些被外出民工的男人们撇在乡下空守着土地、老人、孩子和日子的女人们相遇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她们的男人如今与她们、土地、日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常年在外，他们与城市难道真的打成了一片？而女人与土地、日子、丈夫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于是，在“2001年夏天的一个正午，当我在我家东边的台阶上看到一老一少两个民工扛着行李泪流满面地往车站走，一对回家奔丧的父与子的形象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不一定是父与子，更不一定是回家奔丧，可是不知是为什么当时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他们一旦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便再也顾不上企图超越自己的妄想了，我一下子被他们牵进去，一下子走进了父与子的内心，看到父与子的尊严和命运，我一旦走进了父与子的内心，看到他们的尊严和命运，便不设防地走进了一条暂时的告别工地、告别城市、返回乡村、返回土地、返回家园的道路，在这条大路上展示他们与这一切的关系便成了我在劫难逃的选择。”（注：孙惠芬《心灵的道路无限长》，《小说选刊》2002年第4期，5页。）本着这样的初衷，孙惠芬创作了《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作品描写了鞠广大、鞠福生父子二人回乡奔丧的故事。无疑，小说的视点是在空间和时间的不断转换中，来完成人物的塑造的，空间是城市（实际上就是建筑工地）与乡村（歇马山庄）交替呈现的；时间是过去与现在叠印在一起的。就空间感来说，作品给人的感觉还是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和语境之中的。这不仅是选材的使然，多多少少还带有作者不灭的“歇马山庄”的乡土情结，因为作家的价值立场是与乡土和农民呈平行视角的：“歇马山庄，你离开了，却与它有着牵挂与联系，而工地，只要你离开，那里的一切就不再与你有什么联系。鞠广大已做了十八年的民工，他常年在外，他不到年根儿绝不离开工地，他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夏天里就回家呢？”那无疑是那个叫着“家乡”的地方遭遇到了天灾人祸。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比对之中，作家的价值取向虽然是呈悖论状态，但是，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抛弃的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欺压的农民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几乎成为作家写作情感的宣泄。当鞠家父子离开喧嚣的城市工地，踏上火车看到窗外农田景色时，他们的心境就会好起来：“田野的感觉简直好极了，庄稼生长的气息灌在风里，香香的，浓浓的，软软的，每走一步，都有被搂抱的感觉。鞠广大和鞠福生走在沟谷边的小道上，十分的陶醉，庄稼的叶子不时地碰撞着他们的脸庞。乡村的亲切往往就由田野拉开帏幕，即使是冬天，地里没有庄稼和蚊虫，那庄稼的枯秸，冻结在地垄上黑黑的洞穴，也会不时地晃进你的眼睛，向你报告着冬闲的消息。走在一处被苞米叶重围的窄窄的小道上，父与子几乎忘记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幸，迷失了他们回家的初衷，他们想，他们走在这里为哪样，他们难道是在外的人衣锦还乡？”不错，城市是他者的，民工只是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一个“闯入者”、一个“城市的异乡客”、一个“陌生的侨寓者”、一个寄人篱下的栖居者，他们既是魂归乡里的游子，又是都市里的落魄者。但是，毕竟鞠广大们也有梦想：“他走进了一个幻觉的世界，眼前的世界在一片繁忙中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在这个工地上，他鞠广大再也不是民工，而是管着民工的工长，是欧亮，是管着欧亮的工头，是管着工头的甲方老板。”鞠广大们会成为工头，从而变成城里人吗？毫无疑问，这一梦想是每一个走进城市的淘金者的最终追求的人生目标。但是，这条道路绝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沾满了污秽和血的崎岖小路。这篇小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反映出许多作家清晰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文化批判立场，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从价值理念来看，许多作家过分迷恋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秩序，过多地揭露城市文明的丑恶，多多少少就削弱了作品更有可能进入深层历史内涵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