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精神最原初的冲动，海德格尔曾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有赖于语言而得以可能。语言代表一种权力，存在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解构主义者福柯的话语理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话语不仅仅是思考和产生意义的方式，而且决定它所力求控制的主体的身份的本质、意识与无意识思想及情感生活，身体和思想感情都不能外在于它们的话语的描述而拥有意义。 精神书写与宗教话语 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注：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小说月报》1921年1月，12卷1号。） 基督教在唐代就已进入中国，却没有进入文学世界。直到20世纪，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才有了真正全面的交流与互动，属于中国思想边缘话语的基督教成为了新文学表现和关注的思想资源。“在20世纪中国作家那里，基督教文化被分成了两个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意义阵营，基督教会、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神学属于一个意义群，它们是社会化、权力化和逻辑化的基督教，它们常遭到中国作家的质疑，或被忽视其存在；《圣经》、耶稣、神圣和神秘的宗教情感是另一个意义部落，它们是文学化、形象化和情感化的基督教，也是被中国作家和文学所喜爱、表现和拥有的基督教意义。”（注：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269页。） 《圣经》的汉译始于唐代的“景教”时期。《圣经》除了有绚丽的语言、生动的故事、非凡的想像以外，还有深刻的典故、多样的艺术手法。《圣经》的精神与形式，对中国新文学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形式还处在幼稚与成熟、博杂与精深之间，在因袭里有创造，在规范里有突破与整合。它拥有多种形式资源，《圣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资源，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形式的创造与演变”（注：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269页。）。 “五四”时期的第一代女作家们是在反封建、追求民主、呼吁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的精神启迪下开始写作的。她们着重抒写女性走出封闭的家庭，初步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时的心路历程，表现觉醒女性渴望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和追寻人生理想过程中的种种精神困惑。现代女性在写作中对于话语的找寻，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当时女性写作的情形正如伍尔夫所描述的：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适合女性使用。因此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五四”时期，活跃于文坛的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石评梅等女作家大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容易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以后，即使他们始终没有洗礼。”（注：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教会学校留下的思想、情感和思维经验的积淀，在这些女性作家身上转化为文学话语，上帝、耶稣、圣母、基督、天国、炼狱、忏悔、祈祷、天使、福音、十字架、伊甸园、羔羊等极具宗教色彩的词语，构成了女作家笔下的精神追求的意象。因为有了基督教的指涉，女性文学创作有了文学意义和语言形式的变化。《圣经》给现代语言变革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五四”女性文学大量移植《圣经》语言和意象，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能力和意义空间，也形成了女性创作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意识。 “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与男性相比较，明显带有同构异质的话语特征，女性叙事多源于女性自身在历史与现实的重负中觉醒后的生命苦痛。在追求中寻找精神的皈依、企盼温暖和爱，是女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四”时代所要求的独立与自由的新女性精神，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女作家催人奋进的创作话语。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相比，“五四”女作家看似与时代精神矛盾的话语方式，却真切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女性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困境。作为历史的过渡者，当“五四”女作家作为女性主体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史时，此时女作家的话语资源几近空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中，其主体身份不断受到男性话语和父系主体意识的干扰，女性最初的书写背后隐藏着女作家在书写中所表现的性别与身份上的焦虑与转换。因而，“五四”女作家的女性话语追寻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意义。 基督教为这一时期女作家的语言表达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资源，在对于基督教话语的择选中，“五四”女作家的言说方式更多来源于个性的对于基督教的直觉与感悟，并没有向着更深一层的理性思考迈进。语言的选择，也是价值与情感的选择，基督教思想与创作的传播、启迪与移植，显示出来自于觉醒的女性的渴望，同时也是一种弱者身份的精神盼望。“五四”女作家们在引用《圣经》语言的同时，也在创造性地吸收、转化它的话语方式，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她们较少地使用“五四”时期所认同的话语范式，如民主、科学、启蒙、救亡等，而注重追求内在超越的爱心释放、童真感化，因此在“五四”女性文本中，少有启蒙主义的激越和革命激进主义的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