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满都麦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满都麦小说选》荣获了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充分证明了满都麦近30年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满都麦的小说当然体现着蒙古民族的特色,独特的题材范围,独特的人物形象,独特的思想情绪。所以,有不少论者对满都麦小说的民族特色进行了探讨,得出很多真知灼见。有鉴于此,本文的重点不是谈满都麦小说的民族特点, 即不打算站在“我们”的角度谈“满都麦们”,而是企图从满都麦对人的关注入手来接近他的小说。 满都麦作为一个当代少数民族的作家,有着古今中外所有作家都有的庄重与真诚。在满都麦的小说中,人及人的尊严被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他并不仅仅是站在自己民族的角度说话,他是站在人的角度说话;他不仅仅是为蒙古族人说话,他在为全部的人说话。这样能更好解释满都麦小说所具有的影响力。当然,他说话的起点是他自己的民族,这是容易理解的。 对做人的正常权利的肯定与执着是满都麦小说中经常强调的主题。《元火》(注:满都麦:《满都麦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所涉及作品及其引文均引自本小说选。)是一篇亦真亦幻的小说。在好似虚幻的梦境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尊严的真实故事。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蒙古族人民的很多东西要被当作“四旧”什么的破掉,包括头饰、火镰等。但是,在蒙古族,由于历史、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缘故,这些东西已经和他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拥有火镰和头饰就等于是拥有了人的尊严,而失去这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人的尊严。正因为这样,25年之前,父亲冒死将这些东西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送到山洞之中,而父亲却在藏好这些后被冻死在卧牛石旁边。小说中的另一个线索是“我”与葛玛的爱情。人当拥有自己的爱情,但是,“我”当年和指腹为婚的葛玛野合被支左工作队的队长喝散,“我”和葛玛被关进牛棚,并且立即发出通知要开批斗会。葛玛逃了出去,却从此没有了讯息。25年后,“我”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了当年父亲寄藏的火镰和头饰,而且在这个山洞中,我也“发现”了葛玛。在“火镰之火点燃的篝火”的照耀下,洞穴中那些远古的壁刻也活起来了。“东侧洞壁上刻有野生图案,有鹿、狍子、盘羊、黄羊……而且成双成对地互相追逐交欢。在西侧洞壁上刻的则是蒙古包、勒勒车、牲畜,其中有座蒙古包没有毡幪,里边有干活儿的赤男和哺乳男婴的裸女。”小说以壁刻为手段,拉长了作品所表现的生活时段,加强了作品的涵盖性。远古的壁刻宣扬的是人的尊严,25年前父亲保护的是人的尊严,今天的我所找寻和虚幻中得到的,也是人的尊严。 《圣火》写了一个草原女性对人的尊严的守望。这个在13岁时就被喇嘛和大兵奸污的女性,难以在有情爱需要之后和心上的人成亲。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这个女性和心上人没有复杂的相爱过程。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那么纯粹。作品也没有猎奇性地渲染这位女性的屈辱遭遇。相反,作者在这篇作品中通过这位女性的眼光对男性美作了赞美性的描写。在这位女性看来,“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足可以扛走骆驼的壮士。是男子汉就应当是这样的。”这就够了。这位女性对心上人的爱,剔除了一切庞杂的背景,几乎是纯粹的男女之爱。但是无定的生活导致心中的壮士再也没有出现。即使这样,这位女性坚信心上人会来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等待。作品采用时空跳跃的手法,将故事写得非常具有沧桑感。作品不注重讲故事,而是突出一种情绪,突出一种信念,突出一种对人自身选择的坚定。与《圣火》相比,《三重祈祷》中的女主人公更体现着做人的尊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草原女性往往具有更深刻而悲惨的命运。这种深刻与悲惨主要是由于草原女性常常是无助的和孤独的,有时甚至连一个倾述的对象都难以找到。一生中,这个女性与三个男性交叉发生并保持着两性关系。这种畸形现象,既与一定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也与当时独特的社会现实有关系。应当指出的是,将这种沉重的负担压在一个草原女性身上,就显出这种背负的更加沉重。她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但是这一切不影响她维护自身的尊严。主人公将自身的沉浮起伏置之度外,她牵挂着自己的男人,但更挂念的是自己远走他乡的儿子。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让一个脱身于自身的人得到精神的关爱和护罩,这就是她的尊严。 满都麦小说中人物对自己的尊严的肯定与执着并不过分,都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方面,而在作品中又恰恰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才体现出这种肯定与执着的可贵。 与此相联系,对做人的正常权利的丧失或被剥夺的慨叹与愤怒也成了满都麦小说的一个方面。《在那遥远的草地》是主人公对一段情爱往事的怀念。作品一开始就做了深沉的表白,为全文奠定了基调。一个下乡知青,由于寻找自己的坐骑而与一位少女由相遇到相爱,但是这种爱并没有成为恒久的事实,而是成为永久的怀念。作品以富有深情的文笔,回想了这段往事,既是对纯洁情感的尊重,也是对遥远草地那位少女不无忏悔的尊重,深深的遗憾与默默的慨叹浸入骨髓。同样,《巅峰顶上有情歌》也写了一次敖特尔使得一对年轻人相遇并且相爱,本来约定来年相会,但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坐在高山之上唱起相思之歌。两篇小说具有相同的构思,相同的构思传达和强调着一个相同的意念:对应当拥有的东西的失去的怀念。两篇小说都不涉及太多的人物和故事,腾开笔墨非常专注地对人物及其内心进行描写和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