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现代”这一史学概念化约性地加以“现象学还原”，把它分成两个演进时代：科学民主话语时代，抗日救国话语时代。蒙汉现代散文就是在这种高举科学民主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召唤中，在抗日救国的革命呼声中生成、发展、壮大的。 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演进的政治背景显然一致，但是作为不同民族的文学样式，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符号再现，在现实关怀、审美向度、话语方式等方面却有大相径庭之别。在这里着重探讨二者话语方式的不同，并梳理其蕴涵的意义。 一、特定时期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 蒙汉现代散文由于文学传统、社会、文化历史的不同，在完成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话语方式。 汉语现代散文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向专制主义王朝统治和精神控制展开冲击，并拥有了自己的使命感。胡适把这一次的新文化运动命名为“中国文艺复兴”。但是这次运动因为没有坚实的物质和思想上的基础，很快便退潮了。 作为这一时期的主将鲁迅都从“纷忧”中开始寻找“娴静”，知识分子从“战士”退为“隐士”。散文创作从权威话语的反叛走向个体话语的建构。主张建构个体话语的周作人开始倡导“美文”。“美文”和沈从文、何其芳的“表现说”整合成一种“私见的机关”，最后形成“以闲适为格调”的散文。 在抗日救国话语时代，由于战争影响，散文的社会功能得到强化，作家们逐渐放弃了自我，开始重视政治功能与社会影响。《白杨礼赞》等基调明快、乐观、积极向上的延安散文占据了主流。这时小品散文开始低落，但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等言志式闲适话语散文仍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话语上“闲话”与“独语”一直成为了现代散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一种方式。 蒙古族散文在整个东方民族的文史、文政不分的文化大氛围中，在文体意义上虽然不是完全独立，但还是相对独立。《蒙古秘史》、《黄金史纲》等历史典籍中散文作为相对独立的有机成分，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片断、历史人物。到了近代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运用“初序”、“纲要”、“回后批语”（开鲁本《青史演义》）回前回后随笔（异文本《青史演义》），以及《〈中庸〉附记》、《〈龙文鞭影〉随笔》、晚年札记等形式，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焦心于民族命运的思想情感。尹湛纳希的这些杂文以短小精悍而切题重大，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而又生动形象的寓言性为现代散文打下了坚实的文体基础，使现代散文趋于完全独立。现代散文作家的历史功绩在于使散文在现代蒙古族文学历史上率先走向独立，为散文构建了现代意义的文体水准。20世纪初，蒙古族散文之所以得到发展还因为适应当时社会历史的需要。当时，虽然在政治上愚弄蒙古的清政府濒临灭亡，在精神上统治蒙古的喇嘛教趋于衰落，但是清朝对蒙古的长期的愚民政策，使蒙古与世隔绝；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使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蒙古土地日益减少，蒙古民众在封闭、愚昧、黑暗、残酷、苦难中挣扎，著名宴歌《天上的风》一度成为广泛流行的民间歌曲，民族虚无主义、消极人生观与日俱增。所以对那些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人来说让人们摆脱愚昧，寻找光明，唤醒人们的麻木思想是义不容辞的首要任务。他们大力倡办各级各类学堂，创建并努力发展出版、报刊行业，开始宣传科学文化救民族的思想。正惟此，现代蒙古族散文作家几乎都是双重身份，即教育家兼散文家。现代散文家赛春嘎、儒勒格日扎布、宝音德力格尔、布和克什克、哈达都曾兴办小学校。他们用散文创作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关注民族命运，倡导文化科学救民族，宣传民族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由于启蒙民众、唤起民众心切，他们把自己深刻的思想见解、对现实的忧虑、心理的痛苦以及挽救民族的治世方策以简朴、流畅的随笔性文笔和敏锐、独特的艺术性感觉传达了出来。在他们看来作为读者的民众是第一位的，民众读者是他们散文创作的出发点也是终点。怎样直面读者、怎样和读者建立交流关系、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适应读者是他们散文创作首先面临的问题。为了便于接受又利于启蒙，他们在话语方式上采取了“对话”与“民间”形式。 历史的每一特定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文化语境塑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蒙汉现代散文的话语方式的不同都是各自的特定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使然。 二、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研究的学术价值 以往我们的研究一般是分期研究、分类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很少从文体特征、话语方式进行研究。话语方式研究在文面意义上是文体研究的一个方面，是体裁或表达方式上的研究。笔者认为话语方式不仅指散文的体裁或表达方式，而且更是指表达策略， 它与其表达的内容有着紧密指涉关系。所以笔者的用意在于通过对蒙汉现代散文有效的话语方式的发现和解读来说明话语方式本身的意义及其隐含的更多的意蕴。从前我们没有注意到散文作为文学的独特品种对世界的把握、心灵的展示、现实的介入有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不仅仅是一种方式，它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就是通过形式的组织艺术，话语的有意组合，表达某种意念或理念。而且这个意念或理念是在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中形成。我们在这里就是从这个有目的和无目的的交叉点上寻找它们的意义。所以我们的话语方式研究，是可以还原现代散文特点与心灵生活、现实生活两者是怎样彼此渗透、融合的原貌，以及这一原貌背后的意蕴、内涵，并以此来尝试蒙汉现代散文不同的话语理由和不同的话语线索。换言之，借助于这种研究方法，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两种散文的不同和独特上，从而区别它们的自身特点和存在价值。 三、蒙现代散文的主要话语方式 “话语虽以最一般和最不确定的方式表示词语性能的整体，它具有一种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结构，不管是哲学话语、经济话语、知识话语，还是权力话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话语的基本模式，并提出我们的质疑。”[1]我们对蒙现代散文的话语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大多是精当、直白、交流、生动、情感的语汇来组织话语。这种话语大体上构成了两种话语方式，即“对话”与“民间”。 1.“对话” 蒙现代散文作家把自己的读者当作自己的“对话者”，他们写散文不是“为自己而写作”（尼采语），而是为自己的读者而写作，他们的读者是民间大众，是那些老实而懒散的牧人，勤快而不太讲究卫生的家庭主妇，力壮而粗野的青年人，充满遐想而懵里懵懂的孩童……。这里的“对话”是一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教师和学生虽不是平等关系，但以平等为目标。其中教师以君临全体学生的架势，营造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学情境，煞费苦心地解说、描述自己的启蒙主张。这一对话方式形成的过程既是一种审美观念的变革过程，也是一种新的价值重建过程。它构建了与读者更接近的新的审美精神，使散文与民众自觉联系起来。赛春嘎既是诗人，又是现代散文大家。他创建了蒙古族现代书信体散文和日记体散文，并用这种方式与读者对话。书信体散文用书信式直面读者，把读者拉到自己跟前；日记体散文用日记体式真诚面向读者，把自己推到读者跟前，毫不隐瞒地敞开自己的心灵。所以赛春嘎的日记不是窥探自己的内心，而是敞开内心，并以此来营造心与心的交谈氛围，言说自己与民众的千丝万缕、永远隔不开的亲昵关系。我们可以用以下三点来归纳“对话”话语方式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