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初版本于1941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以下简称“开明本”），署名季孟，修改本于1983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福建本”）。从写作体例上看，“开明本”除开头的“小引”及最后的“结尾”之外共有十三节。“福建本”保留了“开明本”的体例，小说主体部分十二节，比“开明本”增加了“跋”，篇幅上也增加了两万多字。 修改后增加的“跋”意味深长。“跋”的增加改变了小说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在“福建本”的“跋”中，小说叙事者“我”以说书人的口气向读者交代了故事的来源：“读者可能问我为什么对宝善堂和陈世德知道的这样清楚，现在让我老实招供：有一部分是我听来的，但主要部分是在家里等着我的那个人——梦喜庄的百合花告诉我的。”很显然，“听来的故事”（而且是从故事的亲历者妻子这里听来的）无疑强化了所叙故事的真实可靠性，赋予叙事者以叙事的权威。“我”在“开明本”中只是一个外在于故事的旁观者，小说的叙事风格显得超然与静观。“开明本”的叙事者“我”更像一位无所不知的说书人，常常以上帝式的口吻叙说无望村的人事变迁，以悲悯的目光静观宝善堂一家三代的兴衰。“福建本”的叙事者“我”，不仅是小说中一个可靠的权威的叙事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参与者，这位叙事者本身即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百合花后来的丈夫。由于叙事者与人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一个相对超然物外的故事的局外人变为充满主体情感的故事的参与者，原来“开明本”所造成的悲悯的距离逐渐被“福建本”充满道德义愤的激情填充，如果说“开明本”中叙事者对陈世德的命运结局还带有悲悯之情，而“福建本”更多的是对陈世德道德罪孽的无情鞭挞。 同时，“跋”的增加彻底改变了小说中人物百合花的性格及命运结局。“开明本”第十三节重点写陈世德和妻子百合花的最后会面。身心承受巨大折磨的百合花孤苦无告地躺在病床上，生命已奄奄一息，“她的残败的布满着皱纹的脸蛋是灰黄色，嘴唇微微张着，仿佛它正在竭尽微弱的力量呼吸空气；她的眼睛看起来比先前更大，它们像垂熄的灯火。”这是一个忍辱顺从、受封建伦理道德残害的弱女子。“开明本”这一悲剧结局的处理，既符合特定历史情形及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更能收到震撼人心的美学效果。“福建本”的“跋”对百合花形象进行了全面改写。百合花不再是回到娘家躺在病床上等死的弱女子，而是躲进自己的房间念经、练字，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周围的世界，似乎成为一个带有阶级论色彩的“思想者”，下面是百合花与小说叙述者“我”婚后的一段对话： “比如梦喜庄俺娘家，算得上一家规矩地主吧？” 我点点头，承认她说得对。她接下去说：“可是他们全家不下地干活，又雇着佣人，吃喝穿戴从哪里来的？从佃户……” 百合花对自己所属的地主家庭进行大胆的质疑，这无疑是百合花阶级意识觉醒的宣言。两个版本对百合花性格的处理截然不同，人物性格的转变也有些突兀。在“福建本”中师陀让叙事者“我”是百合花儿时私塾六年的同窗，成为百合花后来的丈夫，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场改写了“开明本”的悲剧结局。 也正是因为“跋”一节的增加带来言人人殊的评论。（注：唐韬认为由于“改变了悲剧结局，客观上又不免减少了他（笔者注：陈世德）的罪孽，他的恶孽反而不如原来写法的深重了。”①唐韬似乎不太满意小说结局的安排。见唐韬：致师陀信（1984年3月12日）刘增杰老师提供。而叶兆言则认为：“师陀的《无望村馆主》，尤其结尾部分，新版和旧版相比，完全是神来之笔，显然比旧作增色许多。”见叶兆言：《围城里的笑声》，《收获》，2004年第4期。）师陀却自有他的道理：“我对梦喜庄的百合抱着充分同情的……她的结局太悲惨，反而引不起读者的同情。现在我把她的结局改了。《跋》是我加进去的，使这个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女孩子有一线生机。”（注：师陀：《〈无望村的馆主〉序言》，写于1981年7月21日（据师陀手稿，该文由刘增杰老师提供）。）师陀对百合花命运结局的修改一方面出于个人对人物的同情，另一方面为一个在旧中国受尽欺压的善良无辜的美丽女子寻求出路也是共和国文学的主流意识使然。支持师陀对该小说进行全面修改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作家对作品人物的感情与看法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与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不无关联），师陀曾谈及修改缘起：“由于我是憎恨一切地主的，百合花最后讲三从四德，要埋进陈家的老坟，这就冲淡了读者对陈世德（地主的一种代表人物）的憎恶，我把她改为离婚，嫁给她私塾的以前同学，学新知识，准备日后到外面做事”。（注：《师陀致刘增杰信》，载《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比起原作“开明本”， 新版“福建本”更强调作品的社会认识价值与教育价值。胡乔木指出：“这部书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地主社会有一定的价值。”（注：胡乔木：《序新版〈无望的馆主〉》，《人民日报》1984年9月5日。） 综观“福建本”对“开明本”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叙述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开明本”小说叙述者的身份相当模糊，“小引”中只是偶尔提及“这正是腊月末，我准备回到家里和我的父亲过年。”“福建本”中，叙述者的身份较为清晰，个性更为鲜明。在“小引”及“跋”中增添了大量的篇幅叙述自己的家境和身份。通过叙述者的讲述，读者被告知：“今年暑假我大学毕业了。爱国心不许我做官。……幸亏顺德府有个中学校长是我的前辈同学，他原来聘定的一位国文教员要去做官，临时来到北京来母校求救，才找到了我。我总算没有失业。”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对自己家庭出身的详尽交代：“我们家并不富裕，只有十来亩地，七八间破茅草房”，“我父亲是清朝最后一榜的秀才”，“思想却开通得很！”这些笔墨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思想汇报。在此，叙述者“我”无非是想极力表达自己清白的政治出身与进步的阶级意识，故事通过具备这样身份的人讲述，不但赋予叙述者的叙事可靠性，也保证了叙事立场的正当合法性。由于叙述者获得了进步的阶级立场，因而“福建本”对“开明本”涉及到对普通大众或劳动人民的批判性描写进行了全部修改。“开明本”第二节谈到无望村的人们对陈世德母亲的逢迎，叙述者评论道：“请想想‘她是有福的！’说这话的人多么阿谀，多么卑贱！”“福建本”改成“说这话的人多么会奉承！”前者流露出作者忧愤深广的国民性批判的锋芒，而后者相对温和。“开明本”第二节叙述幼小的陈世德在无望村世界到处被欢迎和阿谀的情形：“他是当真像一个小王子一样，到处被接纳，到处被阿谀；年老的人把他当成他们的主人，少妇们希望她们将来有这样一个儿子，少女们都有一种特别感情，她们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她们对待他像对待一个小情人一样特别关心。”这段描写在“福建本”中全部删除，被置换成这样辩解式的叙述：“他们不敢不欢迎，不敢不奉承，纵然他们心里恨死了三千两，也不敢得罪他的宝贝儿子。假使他们胆敢，那就不仅要被赶出吴王村，甚至要被弄得家破人亡。”“开明本”对孕育并导致陈世德堕落的文化环境进行了客观的揭示，“我”在相对超然的叙述中寄予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与浓厚的文化反思。当然，这种对文化环境及国民性的批判，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语境中，有可能冒着为腐朽地主阶级开脱罪责的嫌疑，作者把丑化及贬抑普通民众的句子、段落删除，强化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主题，这是新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语境使然，也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作者思想改造的一个见证。（注：师陀六十年代末在一篇思想汇报中深刻检讨了“自己过去不认真自我改造，写出了大量毒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可计量的损害。从文化大革命后，靠革命群众的帮助，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我下决心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见《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