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一本综合性文化月刊——《万象》创刊于上海。杂志的创办时间横跨上海作为“孤岛”和“沦陷区”两个时期，历任三位编辑之手——陈蝶衣、平襟亚和柯灵。其中，第一任主编陈蝶衣担任了不到两年的编辑工作，1943年因与发行人平襟亚闹翻（注：应国靖《现代文学期刊漫话》，花城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转引自石娟《历史上的〈万象〉——40年代沦陷区的“新的文艺之花”》，《作家》2003年第4期。），2月起，《万象》就由编辑委员会编辑，陈蝶衣另只在4月号上担任了一期编辑就辞职了。平襟亚因之兼任了《万象》1943年5、6月号的编辑和发行人，直到1943年7月柯灵接手主编一职，至1945年6月《万象》停刊（本年仅出此一期）。历时四年，共出刊物43期，另有号外一期。 《万象》创办之初，陈蝶衣便拟把它办为一“时事、科学、文艺、小说的综合刊物”，刊名《万象》即有包罗万象的寓意。然长期以来，诸多新文学批评家均对《万象》持以否定态度，视其为“休闲文学刊物”、“鸳鸯蝴蝶派刊物”（注：《万象》1942年11月号《编辑室》。）；1942年10 月陈蝶衣即已提到：“有人说《万象》是有闲阶级的消遣物，甚至批评《万象》是迎合低级趣味的读物。”（注：《万象》1942年10月号。）此类批评文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人们对杂志的认同。虽则1996年钱理群先生在《“言”与“不言”》一文中提出要重新认识沦陷区文学的价值，并从研究雅俗文学间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肯定了《万象》在推动“通俗文化运动”中做出的贡献。但时值今日，批评家仍然习惯于对杂志做“一分为二”的看待。比较典型的见解如赵福生为《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写的《前言》中所言：“（《万象》）最初两年的24期，具有较明显的商业化倾向”，“柯灵接编后，编辑方针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品内容大都面向现实，一扫过去的脂粉气，客观上成了当时进步的爱国的作家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堡垒掩体。”（注：《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前期《万象》之所以得此判语，原因不外有二：一、为前期《万象》执笔的名家中除有魏如晦（阿英）、李健吾、赵景深、周贻白、钱今昔等新文艺作家外，其余多为与平襟亚、陈蝶衣交好的鸳蝴派文人如周瘦鹃、顾明道、包天笑、范烟桥、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徐卓呆等；二、《万象》为一综合性刊物，其内容除文艺外，“另有国内外名人生平轶事、世界各地风物、国内边民风习、科学趣闻、游戏方法、饮食盘飨等，均以市民趣味为中心。”（注：赵福生《前言》，《无花的春天——〈万象〉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疑窦由此而来，且不说柯灵接编后的后期《万象》中仍然保留了孙了红、程小青、张恨水的侦探言情小说和郑逸梅笔调高古的小品杂谈补白，其中，《万象》1944年9月号还特设“卅年前上海滩”的专栏，登载范烟桥、包天笑、平襟亚、朱凤蔚等鸳蝴派作家的忆旧文字。就赵福生对前期《万象》的批评，我们或者还可以追问：一、这些四十年代上海的鸳蝴派文人笔下溢出的是否仍然只是“脂粉气”？二、 既然《万象》在创办之初已给刊物有明确定位——“时事、科学、文艺、小说的综合刊物”而非纯文学刊物，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摒除先入之见，尊重编者自己的意愿，从文化层面上来考察它在特殊历史境遇里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我将从编辑方针和刊物内容两个层面来梳理前期《万象》的内在脉络，以期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它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 一、编辑方针： 在《万象》创刊号中，陈蝶衣是这样阐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第一，我们要想使读者看到一点言之有物的东西，因此将特别侧重于新科学知识的介绍，以及有时间性的各种记述；第二，我们将竭力使内容趋向广泛化，趣味化，避免单调和沉闷，例如有价值的电影和戏剧，以及家庭间或宴会间的小规模游戏方法……此外，关于学术上的研究（问题讨论之类），与隽永有味的短篇小说，当然也是我们的主要材料之一。”（注：《万象》1941年7月创刊号《编辑室》。）所谓“言之有物”，向上可承续至五四时期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说。在新文学发展已经立稳脚跟的二十年后，由陈蝶衣再次提出“言之有物”的言说，当是针对当时文坛在“抗战救亡”主题下所表现出来的公式概念化倾向、作家主体意识弱化的一种矫正。而且，编者对“言之有物”的强调，在前期《万象》的编辑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万象》第4期的《编辑室》中，陈蝶衣再次强调“我们需要有‘现实性’的文字”，并在1942年1月号《万象》的《编辑室》中对“现实性”做了定义——“在生动的故事中，更应注意下列数点：1.题材忠于现实，2.人物个性描写深刻，3.不背离时代意识。” 从“言之有物”出发，刊物的题材内容比之其他杂志都别有新声。作为综合类刊物，《万象》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即在于对科学常识的推广普及上。每期刊物都有相当的篇幅刊载科普类文字，其内容丰富多彩，医学、天文、生物、地理、物理，几乎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译、著兼容，图文并茂，着重介绍近、现代以来有关科学知识的更新演化和实际应用，引领大众对科学持有信仰。直至柯灵接手，仍然保留了刊物中科普文艺的栏目。《万象》对科普文艺的注重，与五四精神乃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擎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新文学作家为张扬“德先生”促进思想启蒙不遗余力，二者相较，“赛先生”在中国接受的待遇则要冷淡寂寞得多。而四十年代的《万象》却正置身于这片清冷的战场默默地做着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工作，其中汲取的正是五四时期的精神血脉。 同时，《万象》还始终保持着对时事、战争、时局的关注，刊物的前四期上均设有《新闻卡通》栏目，由陈蝶衣辑当月时事要闻轶事。与刊物后期不同，前期《万象》是在一个大的视野背景中关注着战争和时局的，其文如傅松鹤《欧洲沦陷区写真》、白巩《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袭和防护》、李百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等，对裹胁整个世界沉沦的战争有一个大的关注；同时，石油、橡胶等作为战争中重要的军需品，刊物也有文字介绍其历史和用途。在1941年12号的《万象》上，陈蝶衣还公开征集“大后方的游记一类的文字”（注：《万象》1941年12月号《编辑室》。），其后也有胡丹流《旅渝杂诗》、低眉人《征途杂记》、吴观蠡《西行心印录》等少量游记文字刊载，但直到柯灵接编后开设了“竹报平安”、“屐痕处处”等栏目，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情况才向幽闭的上海沦陷区读者敞开。钱理群先生说置身于沦陷区的人们有一个“言”与“不言”的困境，其实，对时事和战争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