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女性解放思想最前沿的大都市，在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史上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其中各类近现代妇女报刊（包括校刊、日报妇女专栏等）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妇女报刊作为最重要的载体记录了近代以来女性最真实的生活形态，传达了当时女性最真实的思想。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正处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中，上海的女性话题被有关国家、民族、社会革命、阶级等宏大主题所边缘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进步作家和文化人或者纷纷内移或者封笔，1942年的上海文坛正如《女声》第2卷12期“先声”中所说是“出版荒和作家荒”的一年，出版界呈现一派萧条冷落，《女声》杂志即在这种背景下创刊。 由于抗战救亡的声音被镇压以及男性作家的缺席，上海沦陷短短两三年间相继涌现出三十多位年轻的女性作家，其中：张爱玲小说中被消解的爱情神话中的荒凉感和历史感；苏青的毫不嫌避，大胆的女性个人体验的描写；关露对大众妇女问题的关注； 杨绛对知识女性命运和生存困境的思索；杨琇珍缠绵故事的清新流利；施济美小说的优美深情、周炼霞的超然与老练等，都为沉闷的文坛带来新的活力。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渐渐出现以女性文学为主的繁荣局面。 《女声》的创刊与性质 《女声》杂志由于是由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和日本大使馆资助出版，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汉奸”杂志。20世纪80年代王伊蔚写过《回忆女声杂志》一文，文中写道：40年代的上半期，突然出现了日本人兜售的《女声》半月刊（笔者注：应为月刊），宣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投降路线。主编是日本人，编辑人员中不少是中国的文化汉奸，其中有“关露”的名字，我看了非常气愤，它先后发行四年左右，放了不少的毒。2000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评论《女声》杂志：“在为日寇做一些政治宣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妇女的苦难。”近年来，在谈到上海沦陷区文化时，中日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女声》杂志，日本早稻田大学岸阳子2000年专程到上海拜访了丁景唐（注：丁景唐，诗人（1920—），笔名歌青春等，日本占领上海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活跃于上海，《女声》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代表诗集《星底梦》。鲁迅研究专家，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影印了一大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刊物，并主持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及几位当年《女声》的撰稿人，了解到《女声》在沦陷期间的上海，由于呼吁女性的自尊自立，的确曾起过较大的作用。岸阳子从研究关露的角度十分重视《女声》杂志，她曾经委托中国人在新民晚报上登有《寻找“女声”读者》启事，发表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女作家关露与“大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的论文。 关于《女声》的创刊，田村俊子多位研究者，都曾将《女声》创刊时间搞错，中国出版的《上海出版志》则将《女声》的主编错写为关露，可见大家对《女声》杂志了解的混乱。目前，专门谈到《女声》创刊的资料还没有，但草野心平（注：草野心平，诗人（1903年—1988年），日本福岛县上小川村出生、长大，16岁进庆应义塾普通部（旧制中学），18岁始在中国广东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留学。回日本后以《蛙》《富士山》等获得诗名，但是作为诗人无法维持生计，开过饭店、做过校对、当过新闻记者等，生活一直十分贫困。汪伪政权成立后，受时任日伪宣传部部长的大学同学林柏生所邀，前往南京担任日伪宣传部顾问。战后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日本现代诗人会会长等职务，1982年出版《草野心平全集》共12卷。）、会田纲雄（注：会田纲雄，诗人，沦陷时期上海“太平印刷出版公司”职员。）等一些日本人有过一些回忆。最初策划《女声》创刊的是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名取洋之助（注：名取洋之助，摄影家（1910年—1962年），1982年庆应义塾普通部毕业后前往德国留学，1932年作为德国通讯社的日本特派员在德国、日本、美国、中国战场摄影，1937年9月，受中支派遣军报道部的邀请到达上海，太平洋战争后出任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社长，太平书局幕后经营者，在中国组织图片报道“宣抚班”。战争后期向日本士兵做道德教育：“禁止杀戮”“禁止抢劫”等，战后，在日本创办《周刊サンニユ一ス》杂志。1956年作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日本首次文化访华团成员之一，是来到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日本摄影家。），在这里我们简单谈谈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并接收“英美敌国”资产。位于共同租界香港路由英国人经营的密林顿（注：据日ミリントン文翻译）出版印刷公司由上海日军报道部接管，改名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名取洋之助被日军委派负责该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据日本的相关史料，上海沦陷时期的“太平书局”即太平印刷出版公司出版部独立出来的结果。太平书局由陶亢德、柳雨生负责，1943年秋天创办了日伪散文杂志《风雨谈》并出版了一系列图书。而太平印刷出版公司主要承担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定期刊物（例如电话号码簿等）的印刷，也承担《风雨谈》、《女声》、《太平画刊》、研究论丛《现代医学》等定期刊物和太平书局单行本的印刷发行。 1942年初，经草野心平推荐，来自东京的川锅东策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计划面向妇女、少年出版的两种新杂志的创刊在上海奔走。无独有偶，1942年4月草野心平也向在上海的名取洋之助、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报道部的松平忠久介绍日本近代著名女作家田村俊子（注：田村俊子（1884—1945），本名佐藤俊子，中国名左俊芝，田村俊子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使用本名佐藤俊子，但考虑到日本文学史均使用田村俊子，故本文统一使用田村俊子。），名取洋之助正在创办面向中国女性读者的中文女性杂志，田村俊子十分有兴趣，她于是成了当时担任《女声》社长的最佳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