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夏志清教授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一九六一年，夏出版了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从而为西方学院内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这本专著综论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至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半世纪间，中国小说的流变与传承。全书体制恢宏、见解独到，对任何有志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及学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也因为这本书所展现的批评视野，使夏志清得以跻身当年欧美著名评家之列，而毫不逊色。更重要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问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时，也许碰触许多夏当年无从预见的理论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由于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论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之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诞生，是夏志清教授十年研究的成果，这段经历颇可值得我们在此回顾（注：见夏著，台北中文版《现代中国小说史》序，刘绍铭等译（台北，传记文学，1979），2—3页。）。一九五一年春，夏仍为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候选人，因缘际会，应聘参与了政治系饶大卫（David N.Rowe）教授所主持的一项计划。此一计划由美国政府资助，夏的任务是协助编辑一本名为《中国：地区导览》（China：An Area Manual）的手册。往后一年，并写出了手册中中国思想、文学及共产中国中的大众传播等篇章。但夏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很快消失一空，并在约满后离职。与此同时，夏已有意着手一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专书，此一计划旋即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在基金会的协助下，夏自一九五二至五五年间，在耶鲁英文系任研究员，实则专心研读现代中国文学。一九五五年在他离开耶鲁至他校担任教职前，已完成《小说史》主要部分的写作（注：见夏著，台北中文版《现代中国小说史》序，刘绍铭等译（台北，传记文学，1979），4页。）。 当夏从事《小说史》的计划时，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只有极少数拥有完整的现代中国文学图书，批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夏为了搜集、查阅资料所费的工夫，不难想象。然而，资料的缺乏也可能给予夏相当意外的自由，使他得以作出自己的发展与判断。的确，彼时“影响的焦虑”之类的理论尚未兴起，夏也显然乐得一抒自己的洞见或“偏见”。而他行文所显露的自信与权威性，后之来者无人能出其右。 不仅此也，这也是个惟西方“现代”精神马首是瞻的年代；非西方的学者难免要以西方文学现代性的特质，作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的。夏选择小说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他相信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最丰富、最细致的面向。但反讽的是，他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难以超越同期西方作品所树立的标竿。五十年代末期，由于教书及转换工作等原因，《小说史》的写作因而慢了下来，但全书终于在一九六一年大功告成，由耶鲁大学出版。一九七一年，耶鲁又应读者的热烈要求，推出增订版。 一直到不久以前，《小说史》仍不时被冠以“反共”之名，受到攻击；有些评者甚至视此书为冷战文化政治的产品，并将夏打为极右派学者。夏与左派文学间的关系，下文将再论及。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如果《小说史》今天仍然有引人议论之处，浮面的政治宗派问题应非原因之一。像《小说史》所经历的政治性解读再一次提醒我们，贴标签、戴帽子之举，无非是老套的命名游戏。 我以为《小说史》的写成可以引导我们思考一系列更广义的文化及历史问题。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述说了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在异乡反而成为自己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最后。《小说史》的写成见证了离散及漂流（diaspora）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命运；历史的残暴不可避免的改变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经验。 一 《中国现代小说史》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对夏而言，这些作家是现代小说的佼佼者。其他各章处理了分量稍轻的作家，同时凸显了形成文学史的其他重要题目。如第一及第十三章讨论现代史两个关键时刻——五四时期及抗战之后——小说创作与文学、文化政治的复杂关联；第三及第四章分别描述了两大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及创造社——的组成原委、创作方向及风格；第五、十一及十八章则评论左翼文学从萌芽到茁壮的各阶段表现。除此，《小说史》还有一章结论，综论中共文学在反右运动后到“文革”前夕的风风雨雨。另有三篇附录，分别论五十年代后期的大陆文学（附录一），现代中国小说反映的时代精神（附录二），台湾作家姜贵的两篇小说（附录三）。第二篇附录《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曾受到广泛的征引及讨论，堪称是文学批评界过去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论述之一。原英文标题中“Obsession with China”（感时忧国）一辞由夏首先创用，现早已成为批评界的常见辞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