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出现的三部中长篇小说：铁凝的《永远有多远》（1999年）、王安忆的《妹头》（2000年）、池莉的《生活秀》（2001年），是颇值得关注的分析对象。这三部小说均由当代重要女作家创作，发表于相近时间，并引起了超越文学文本的广泛关注：《妹头》入围第二届（2001年）鲁迅文学奖；《永远有多远》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生活秀》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连续剧和话剧，并带动北京城大街小巷名号不一的“鸭脖子店”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城市/女性的同构书写，表现出颇为典型的文本特征。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作为一个重要书写对象，越来越醒目地凸显于中国大陆文坛。城市不仅构成文学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景，而且构成文学表现的独特的审美对象。由“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的建筑群，由胡同、弄堂和老街构成的城市空间，生活其间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方式等，这些现代都市场景，开始被文学呈现为有着内在精神构成的寓言化或人格化主体。这种书写主体的形成，显然联系着90年代后大陆新一轮的城市扩建高潮，联系着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市空间的扩张和重新组合，同时也联系着文化消费市场对于城市身份命名和认知的内在需求。似乎是，在推土机和塔吊的轰鸣声中渐次消失的“老城市”以及拔地而起的新摩天大楼，和在“拉动内需”的刺激下形成的节假日漫卷全国的旅游观光人群，共同创造了一种兼容了“怀旧”和“命名”需要的文化动力，使城市在历史和现实的交会处呈现出形态各异且栩栩如生的面貌。颇有意味的是，当城市被作为独立表现和命名的对象时，文学再现中的城市大多长着一张女性的面孔，城市与女性的同构书写，成了一种关于城市再现方式的模型。因而，本文尝试以《永远有多远》等三部小说作为分析个案，从较为宽泛的纬度挖掘城市书写和女性表象的意识形态内涵。 三个女人与三座城市：城市/女性的文本同构 《永远有多远》、《妹头》和《生活秀》，均以一个女性作为书写的核心对象，并明确地将其视为一座城市的精神象征。 《永远有多远》一开篇便用一个比喻，即“树叶”/“叶脉”/“汁液”，建立起北京—胡同—女性之间的同构关联，并直截了当地点明小说的书写意图。在这里，胡同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真正经脉和坐标。比起那些作为现代消费空间而崛起的摩天大楼，它们是更能标识北京并显现北京城市性格的所在。因此，不是“‘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也不是“世都咖啡厅”和“凯伦饭店”，而是那隐匿于高楼大厦之间的几乎难以辩识的旧胡同口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和“老旧的灰瓦屋檐”，让叙述人“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深知我此刻的方位”。这位现代都市的消费者，坐在世都“临窗的咖啡座，通透的落地玻璃窗使你仿佛漂浮在空中”，品着名为“西班牙大碗”的咖啡，眺望着“夕阳照耀下的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的超现实主义般的建筑”，而她怀念的却是20多年前胡同口小酒馆的冰镇杨梅汽水。国际化的消费空间和消费者，与已然消逝的胡同和对往昔消费品的赞叹，使得小说一开始就显露出一种浓郁的怀旧情调。而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则是叙述人此刻正在等待的表妹白大省，她也正是被称为北京的“城市汁液”的胡同女孩子。在倒叙结构中，叙述人向我们展示这个女性的“仁义”品性，以及她“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所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的故事。白大省与四个男性的情感经历，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她的痴情和善良，不能为她赢得男性的爱，而只有漠视、索取、背叛或同情。小说结束的时候，叙述人和丈夫漫步在即将拆迁的驸马胡同，感慨着白大省的“不可救药”；而正是这份不可救药，使她永远恨着和爱着白大省和北京。《永远有多远》以一个胡同里长大的女性的情感故事，来呈现北京精神的全部内涵，这一叙述结构及其象征性表达是相当清晰的。白大省的故事并非仅仅是一个女性的故事，而同时是北京的故事。她的“仁义”，她的“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她的实在和“小心眼不多”，她的“笨拙而又强烈之至”的感情，也正是北京胡同的品性。颇有意味的是，小说将这种品质呈现于白大省与异性的婚恋关系当中，以她的“忘我的、为他人付出的、让人有点心酸的低标准”，来显示一种被漠视和遭鄙弃的北京城市的文化品格。 与《永远有多远》相似，《妹头》同样讲述一段婚恋故事，但占据小说核心场景的，不是人物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类人类学式的关于上海弄堂及其生活方式的呈现。在完成《长恨歌》（1995年）及《我爱比尔》（1997年）之后，王安忆在《妹头》中着力呈现的是处于上海中心的淮海路弄堂里的女孩子。同样是在一种怀旧式的倒叙结构中，《妹头》以小白和妹头这一对生长于淮海路弄堂里的小夫妻从相恋、结婚到离婚的经历为线索，娓娓讲述妹头成长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小说不厌其烦地细致描述弄堂的格局、器物、日常场景、人际关系，乃至城市的气味、日常心理和人物形状。小说的叙述视点发自小白，在他记忆和书写妹头的时刻，上海正在完成着新一轮的改建高潮，他从弄堂迁往的开发区，“渐渐矗立并簇拥起高楼，最终，这座旧楼宣告废弃，将进行爆破，夷为平地，再建新的大楼”。正是在远离淮海路弄堂的新居，在眺望“万家灯火”的时刻，妹头作为上海的象征终于浮现出来。面对着时尚而雷同的繁华街道上的女孩子，小白回想起往昔“每条马路的女孩子都有每条马路的风范，她们各不相同。在他从小长大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有着特殊的脸相”。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的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妹头已经消失和远离，她“飞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说《永远有多远》将胡同作为北京的核心空间场景，那么《妹头》则无疑将弄堂视为上海的真正依托；而完美地体现了“弄堂里的中等人家，综合了仪表、审美、做人、持家、谋生、处世等等方面的经验和规矩”的妹头，则在弄堂生活已经被高楼大厦和街头时尚遗忘和抹平的“现在”，越来越清晰地作为上海的象征，浮现于小白同时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心头。 池莉的《生活秀》书写的是另一座城市即作为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与前两篇小说相似，其核心场景聚焦于“蛰伏在繁华闹市皱褶里的小街”——吉庆街。小说所写是吉庆街上一个卖鸭颈的女性来双扬。围绕着吉庆街老房子的产权归属，小说节奏紧密地展示来双扬如何周旋于家族关系、个人情感之间，成功地成为老房子的合法继承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展示她的精明、干练、泼辣和情感牵系。小说采取了池莉小说所惯用的为“小市民”“神圣的烦恼人生”立言的叙述语调，几乎毫不迟疑地赞美且认同吉庆街女人“强健的生命力”。吉庆街对于汉口这座城市而言，“是一个鬼魅，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漂泊码头；是一个大自由，是一个大解放，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大混乱，是一个可以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一个大家心照不宣表演的生活秀”。如张旭东在分析张爱玲的《封锁》时写道的，所谓城市的“内心”，出现于“处在不设防的、停业的、心不在焉的、梦幻的状态”，“不正常的状态比正常的状态更能有效地流露出内心活动来”（注：张旭东：《上海怀旧——王安忆与上海寓言》，收入《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吉庆街的夜晚，也可以说是汉口这座城市的“内心活动”的真实流露。当人们“过着日子，总不免有那么一刻两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口里就苦涩起来，心里就惶然起来，没着没落的”时，吉庆街就成为一个情绪释放的场所，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场白日梦，一个欲望和潜意识汇聚的空间。它甚至比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更“真实”地显露人们的内在欲求。而来双扬，她“是吉庆街最原始的启蒙。来双扬是吉庆街的定心丸。来双扬是吉庆街的吉祥物。来双扬是吉庆街的成功偶像”。换句话说，来双扬就是吉庆街同时也是汉口这座城市精神内核中的欲望化主体。更有意味的是，小说相当有意识地使来双扬融会了欲望客体和主体的双重身份。小说一方面将来双扬描述为汉口这座城市的欲望投射物，一个审美凝视的对象，使她始终置于被观看的位置；同时她又并非一个单纯的欲望客体，而是深谙欲望观看机制的主体，在被看的位置上“表演”（秀，SHOW）着人们的欲望诉求——“她还是那么有模有样地坐着，守着她的小摊，卖鸭颈；脸上的神态，似微笑，又似落寞；似安静，又似骚动；香烟还是慢慢地吸着，闪亮的手指，缓缓地舞出性感的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