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十多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经验的积累，有小说集《树杈间的月亮》、《我们的身体》、《我的柏拉图》为证，韩东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部长篇面世后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老实说，这是一部看似平淡无奇的书，一部给人第一印象觉得絮叨琐碎的书，它似乎并不能给读者造成那种艺术上的“震惊”效果。然而这也是一部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书，一部具有文本内在“召唤结构”的书，一部让人看了一遍之后还想重读，再看个究竟的书。 在最近重读这部书的过程中，一个念头忽然闪入我的脑际，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窥测到了这部书的秘密，这就是：悖论中的《扎根》和《扎根》中的悖论！悖论（Paradox）原本是一种古老的修辞格，指的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注：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但在英美“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那里，悖论已经被视为诗歌写作中的一种普遍的语言策略。布鲁克斯有时候将“悖论”和“反讽”（Irony）这两个“新批评”术语加以混用，二者的区别在于：“悖论指矛盾的意义在字面上都出现，而反讽是指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对立。”（注：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在本文中，我所谓的悖论并不是指一种语言策略，而是指的一种叙事策略，一种叙事中的结构原则。具体来说，是指作者有意识地在叙事文本中将两种相互对立的主题（观点）、表现手法、叙述方式等共时态地呈现出来，这在表面上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矛盾、荒谬的印象，但实际上由于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层的文本结构，并以艺术张力的形式作用于读者，因而产生了奇特的艺术功效。 二 韩东的《扎根》是一部充满了悖论的文本。作为一种叙事结构，悖论在《扎根》中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这首先表现在主题上，准确地说，应该是表现在小说的主题话语中。韩东的小说大都没有明确的传统意义上的“主题”，他在小说中往往热衷于传达自己对人生处境的某种诗性感悟或非理性的生命启示。也就是说，韩东小说的主题指向是泛化的、不确定的、模糊的，它已然构成了某种复杂的主题话语。 早在1989年，韩东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观（小说观）。他说：“从今而后，我的文学既取消目的也取消过程。前者是历史上伟大的主题小说的一个借口，它解释有过的生活，给人以肯定的希望，因而是伪善的，甚至是枯燥的。后者是现代实验小说的全部根据所在。它埋头于技术方法，最终成为这个无意义的世界的一部分。它依靠认同而非骗局（如传统小说）取得了无生命无感觉的平衡。殊途同归，目的的小说和过程的小说都是为了达成解除人与世界与自身的分裂以及对抗。”“恰在这点上我已彻底绝望。我肯定激情，同时肯定无希望。它们的分裂对照使激情成为真正悲壮的事实。在我看来，这便是生活的本质和秘密。活着，不是为了消除对立，而是通过加剧对立以提高活性。”（注：韩东：《一个召唤》，《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这意味着，韩东小说的叙事意图追求某种内在的悖谬性，在其小说的主题话语中内含有某种悖论结构。韩东既拒绝传统“主题小说”的肯定、希望、伪善，也无法认同现代“过程小说”（“技术小说”）的否定、自欺、逃避。在韩东看来，小说的价值不在于肯定什么，也不在于否定什么，小说的目的是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真实，是实现“人与世界与自身的分裂以及对抗”的生命秘密的敞开，而不是继续遮蔽。人的生命自身是充满矛盾的，尼采曾无奈地宣称“人是一种疾病”，（注：转引自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在生与死、爱与欲、理想与现实、正义与邪恶之间摇摆错位。但韩东并不是那种存在主义或表现主义式的小说家，他不想让自己像萨特、加缪、卡夫卡那样把内心的荒谬写在脸上，韩东拒绝变形和夸张，他只想把生活的原生形态朴素地呈现出来，但其中又隐匿着生活的秘密——人生的悖论。这种悖论与其说是外在的生活表象上的，毋宁说是内在的精神（思想、思维）结构中的。在我看来，韩东的长篇小说《扎根》就明显地传达了这种精神结构中的悖论。 《扎根》叙述了文革期间一群人在苏北农村一个名叫三余的地方的“下放”故事。除了“下放干部”老陶（陶培毅）一家之外，作者还插叙了几个知青（小李、赵宁生、夏小洁）的“下放”故事，“逃亡富农”余耕玉一家的“下放”故事， 以及当年的“下放大军”中处境最为艰难的“下放户”小董的“下放”故事。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下放”对于书中那一群人来说，是一个被动的、不得不接受的命运。等待他们的归宿就是所谓的“扎根”，用老陶的话来说，就是“打万年桩”。“扎根”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隐喻，其中隐含了一代“下放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的复杂感受，那是一种充满精神困惑的悖谬性的深层生命体验，它立足于作者对自己当年随父母一起“下放”的农村生活的一种苦涩的生命记忆。“扎根”的寓意是双重的，它在生与死、去与留、有与无三组矛盾中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悖论之中。 与其说“下放”，毋宁说“流放”。告别熟悉的城市，来到陌生的农村，当年的“下放人”即使在表面上逐步适应了农村生活，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缠绕着无法释怀的困惑和痛苦。他们在困惑中生存，在痛苦中死去。《扎根》其实就讲述了一群“下放人”的生生死死的故事。尤其是书中关于老陶的死，陶文江的死，余耕玉的死，还有苏群的自杀未遂，赵宁生的精神崩溃，小董的麻木呆滞，无不让人唏嘘感喟。当然，书中更多地叙述了老陶一家、余耕玉一家，以及几个知青为了生存而挣扎苦斗的故事，他们尴尬的生，与其中一部分人苦涩的死，构成了那个年代“下放人”的真实的生存景观。无论生还是死，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归宿——扎根。仿佛一棵树，生和死就是“扎根”的两极，一极向上，枝繁叶茂，子孙繁衍；一极向下，化为灰土，泽被后人。不过，当年老陶率领全家来到三余下放的时候，他并没有预想到“扎根”的死亡意义，他只是不无达观地以为，从此后他们陶家离开城市的是非之地，就要在三余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他的儿子小陶长大后将要娶一个三余女子为妻，生儿育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直到他有着“洁癖”的父亲陶文江凄惨地倒在粪坑中死去，老陶这才意识到了“扎根”的冷峻和残酷。“扎根”意味着生，也意味着死，老陶们为了生而来，却不期然死在了那片土地上，虽然老陶的肉身最终并未归葬乡土，但他的精神却永远长眠在了那片黄土碧波之中。这生死纠结的“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