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的生发源流和话语境遇的纵横比照中，汪曾祺是怎样一种定位、一种形象、角色，这是一个最终依待时间去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结合他的审美意识，把他置于文学史的渊源、背景中进行考察比较依然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图将汪曾祺的创作和文论结合起来，在当代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对汪曾祺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审美意识的话语特征、渊源及其意义做一初步认读和描述。 一、坚守行业立场的卓越“艺人” 汪曾祺的作品和文论在以不同的表意与言说方式，向读者传递着他自己对广大的民间和无边的自然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某些深刻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认同与阐扬。他在人生和艺术方面所怀抱持守的民间的立场和浓厚的自然色彩的审美意识，决定了他在写作上所信守的民间艺人式的职业立场以及对于自己行业的技巧的崇拜和精益求精、不断探索的精神。他像一位质朴虔诚的乡下艺人一样，始终自觉清醒地坚守了自己行业的纯洁品性，始终坚守了作家的本分。说到底，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历史、哲学等等，有赖于它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心灵过程，正是这种方式和过程保证了它特殊的品性，汪曾祺出类拔萃地领悟到了，尤其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坚持了自己所体悟的这种人学和艺术的本分与真谛。 在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上，他品尝、领悟、默守，继而清醒、自觉、坚韧地捍卫了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他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在缄默中以行业独立意识拒斥政治功利的外在影响，维护文学的审美独立，抵抗图解化、概念化。如对一段时间统治文坛的那种政治性极强的说法，即所谓的“两结合”，他说道：“怎么结合？我在当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期间，忽然悟通了。有一位老作家说了一句话：有没有浪漫主义是立场问题。我琢磨了一下，是这么一个理儿。你不能写你看到的那样的生活，不能照那样写，你得‘浪漫主义’起来，就是写得比实际生活更美一些，更理想一些。”[1]他还说过，“其实我看浪漫主义只有‘为政治的’和‘为人的’两种”[2]（P145）。他正是这样以其职业的敏悟，能够识破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套语，而持守职业的真理，并在特殊年代不为所惑，宁愿搁笔也不去写那种虚假的政治宣传品、附庸品。 在文学的品性把握中，汪曾祺领悟了文学的独特性，始终注意到了它独特的心灵特质。他强调思维上的直觉性，即紧紧地把握住了审美感性的本质。他并非拒斥思想、拒斥深刻，恰恰相反，他只是拒绝生硬的概念化和图解化的非文学，拒斥迎合潮流、赶时髦的浅薄做法。作为一个艺人，他懂得自己的本分；作为优秀的艺人，他有自己严格以求的理想、标准。他的理想来自深厚的文学熏陶和修养，表现为与他的民间情怀相一致的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理想的卓越继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于世界文学养分的吸收。 他的理想和标准，他的“民间性”所在，从大的笼统的理论上来说，可以借用他自己的口号来概括：“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2]（P213）他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来涵养自己的文学才能，历练自己的文学悟性，丰富自己的艺术技巧，形成自己的美学标准和审美判断力。创作作为一项具体的心灵体验和创造活动，情感的积蓄，文思的涌动，布局谋篇的顿悟运畴，作品孕成以出、诉诸文字的整个过程，每一步的时机火候都必须有一种内在的审美把握，正是于此，汪曾祺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文气论，这就从创作的基本环节、过程上保证了作品可能的审美性。这一点与上文刚刚说及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文学审美品质的纯洁性密切相关，即一切深刻的思想和观点都必须如气在胸般化解在作品字里行间的血肉之躯中，并能如气浩然地感动人、震撼人，而不是成为生硬的说教，或苍白乏力的图解，肤浅的时髦装点。 在作品整体的鉴赏、把握即作品论的价值标准上，他继承发扬传统的境界说，在语言——这一文学产品具体构成、存在的载体——机体上，他赞同韩愈等关于言气的卓越见解，朴素明确地指出，语言的一个标准是“诉诸直觉，忠于生活”[2]（P30）。作为一个精于行业艺术的“艺人”，他特别重视创作的具体操作的工艺技巧。他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艺术的完成，小说的出品，如同胸中之竹最后成为纸上之竹，在这个具体过程中，小说总是通过语言、出之语言，又成于语言、存于语言。因此，他的“写小说即是写语言”并不是玩弄技巧或形式的空话，而是将一切技巧和讲究都质朴地含蕴于作品之中，含蓄作用于读者的审美感觉，而决不使之在作品中以任何生硬或突出的情况出现，必使它们浑然天成，使作品自然质朴的风貌得以保持。这是因为他就像民间艺人一样把着审美直觉的一关，丝毫不放弃自然一样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审美立场和审美原则。 因此，汪曾祺一方面在创作技巧方面做了极为广泛的尝试，把握了很好的写作技能，发表了很多富有启迪的真知灼见，但他的作品从来都是本色的、朴实无华的，一切精雕细琢的汗水和用心如同养分之于蔬菜，只会促使作品更加自然，更加鲜活、和谐、朴茂；他的作品的自然本色与在技巧上多方面的磨练、探索、迷恋，既相对比又恰恰充分地印证了他作为一个作家如同民间艺人一样对自己行业技艺的崇拜，以及作为一个作家如同民间艺人一样的审美理想的民间色彩、传统色彩。就像他的小说除净一切外在功利、一时的偶然因素，通过风俗抓住了一般普通人的生活本质和常态一样，作为一个作家他透过了激烈多变的政治话语而抓住了实在、本然的文学。他始终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家，一个既民间又精英、狷介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