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破坏着古代汉语文学，但破坏之后，谁为现代汉语文学立法？立法者主要有两位：一位是胡适，他以《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革命文学论》等文章，论证了现代白话在汉语文学里的合法地位，确立了现代汉语文学的语言形式；一位是周作人，他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给予汉语文学以全新的观念，赋予其全新的精神质态和知识样式。作为这段历史的创造者的胡适，后来在评价文学革命的时候，认为它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里面。”他对后一个中心，即“人的文学”评价甚高，称它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1]。近一个世纪过去了， 一部严肃的学术史依然认为，周作人之“人的文学”，建构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2]（20页）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哪怕历史继续推移。但就整体而言，我以为周作人的诗学建树，至少体现在两个基本命题上：除了“人的文学”，还包括“平民文学”（含后来的“人生的文学”）。关于这两个命题，对于前者的阐释远远多于后者，其原因往往是，论者将其纳入启蒙文学的理论框架时，认为“人的文学”比“平民文学”更具创新意义，也更为重要，而忽视了对后者进行历史的现象学还原和深入的辨识。事实上，这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平民文学”绝不是下层民众的文学，也不是被启蒙者的文学，这里没有阶级的分野。“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都立于相同的价值地基，指向一个实在的范畴：“人类的文学”。它所体现的是周作人的一种普世诗学观。关于此，以前学界殊少注意，本文拟作一些探讨。 据刘小枫考证：普世一词的本来含义是指“凡有人居住的世界”[3]（328页）。我理解，就是指的整个人类世界。由此推论，所谓普世文学，就是人类的文学。具体而言，就是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其他一切人为界限，关切普天下人的文学。 何以见得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是普世文学呢？有必要先来审理“人的文学”中的“人”和“平民文学”中的“平民”所指何谁。 一 个人与人类勘定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开篇即明确宣布：“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那么，弄清楚什么是“人的文学”，尤其是什么是“人”，对于知晓周作人之“新”文学，搞懂他的诗学观，就显得至关重要。 关于“人”，周作人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界定：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4] 显然，周作人之人的文学中的人指的是“人类”，而且是已经进化而来的人类，也就是步入文明社会的人类。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接下来，周作人从人类的角度，对人的概念进行周延，先谈人性，后论人道，最后落脚到人道主义时，“人”的意涵在不同的接受者那里就变得有些含混。普遍认为，周作人的“人”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人，或者说周作人关于“人”的话语是一种“个人主义话语”，是“五四时期主体的个性自由意识在理论上的表现”，并将它与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提出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相参证[5]。如果摆在20 世纪强烈的启蒙情结纠缠着学人的心智，启蒙成为主流话语，“主义”论述成为时尚的情势下观之，这并无大错。但倘若引入知识学的视域（注：参吴兴明：《中国传统文论的知识谱系》第一章《人文研究的知识学之路》，巴蜀出版社，2001年版。），问题就会敞现：周作人之“人”究竟是“个人”还是“人类”？甚或是一物之两面？ 先来看引起含混的这段话：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森林要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已，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4] 这段话是在人道主义的论域内阐述“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解决的是“个人”在人道主义中的地位和权责，其中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引起含混的关键。关于此，有三个关节点需注意。一便如论者所说，它指的是“个人本位主义”也是就人道主义而言，而非对“人”而论。人道主义与人分属两个不同的论旨。二便是在“人道主义”的范畴内，“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不是“个人本位主义”。从语词来看，周作人已直接言明“人间本位主义”而非“个人本位主义”；从语法结构上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一个偏正结构，主词仍然是“人间本位主义”。三就整段话的主旨来说，周作人强调个人，是想说明人道主义要从个人做起，其出发点、关切点以及归宿仍然是为了“讲人道，爱人类”。个人自身的先期解放，即“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当然重要，但在上下文中，它不过是达成人道主义的必要条件和途径。还有一点很好理解，有关“人道”或“人道主义”的言说，对于叙述者是一种对象性言说，是谈论如何对“他者”实施“人道”和“人道主义”，至于个人以什么身份、地位和姿态来对待“他者”，与“人”这个概念本身是有相当差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