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意象 我在其它地方曾经指出：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小说中，“儿童”已经成为一个明显而且重要的存在，不只一位作家在不止一篇小说中涉及儿童。（注：何卫青《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原型”，不妨将之称为“儿童意象”。有两种儿童意象：一种是“意象化儿童”，它在单个文本中或重复出现，或瞬间显现，具有特殊的含义，对小说的主题起着点化的作用，从某种角度说，是小说的“文眼”。这是文本内部的儿童意象。 另一种是文本间的儿童意象：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这些儿童的存在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存在着相似性。这种相似既以经验儿童的现实以及人们对儿童的基本文化想象的共同性为前提，又蕴藏着心理模式、审美定势、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美学情趣等等创作主体方面的因素。这样，儿童作为小说家作品的一种文学构因，它在文本间反复出现或普遍发生的某一类转化方式、某一种象征或隐喻意味、某一个角色的呈现形态就构成了文本间的儿童意象。正由于它在文本间的反复性、普遍性，使之具有了“原型”的意味。它以“儿童”这个能指，牵涉出了儿童的呈现模式、经验儿童在小说中发生的诗学转化模式、小说家的创作思维模式等等多重所指。所以，在文本更大的建构内，这种儿童意象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化的符号体系。它对身为客体的某一个（些、类）具体叙事文本的生成，起着特殊的作用。 儿童意象在文本间的重复出现和普遍发生，在近二十年间的中国小说中，有两种基本的表现方式：其一是在某一位作家的不同小说文本间重复出现。在经常把儿童作为叙事因子的小说家的不同作品中，儿童的呈现方式存在着相通性。评论界不乏对个别小说家的“儿童（童年）情结”的研究（比如莫言、迟子建等），但这些研究要么是有传记倾向的，要么是精神分析式的，关注的重心落在作家本人身上。这种研究方式不仅无形之中降低了作家作品的重要性，而且也忽视了作家本人的创造能动性。就我们的论题而言，重要的不是这些作家的童年经验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而是儿童进入小说以后发生的诗学转化以及对小说作品品质的影响。在诸多在作品中涉及儿童的小说家中，莫言、苏童、迟子建、王安忆这四位作家文本间的儿童意象具有代表性。莫言的“异象儿童”穿行于他的叙事情境的时间和空间都在相去千里的不同作品中；苏童的“香椿树街的顽童”游荡在一系列香椿树街的庸常故事中（其实“香椿树街”在苏童的小说中隐喻着“城市”）、迟子建的“永恒孩童”在每一篇时代、地点都不确定的小说中负载着人性内涵的点滴；王安忆的“成长女孩”在每一种时光的流转中寻找生存，发现生活的偶然和必然，体味宿命的无奈。并且，这些儿童意象所包含的诗学转化方式、创作思维在其他小说家那里也有所体现。这是（创作）个体的儿童意象。 儿童意象在文本间反复出现的另一个表现是：女作家和男作家在把儿童作为他们小说的一种艺术建构手段时，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不同性别的小说家那里，有关儿童的某一“模式”存在着“同”和“异”。“同”是指在同一性别的不同作家的小说文本间，儿童呈现方式的相似；“异”则是指不同性别的作家的文本间，儿童呈现方式的差异。“同”意味着这一儿童意象表现着同性别作家类似的情感体验、相通的心理需求、共同的文化氛围，以及某种理想的寄托和期待。“异”则意味着这些情感体验、心理需求、文化氛围以及理想和寄托在男女作家那里的差异。这时，儿童意象是一种集体意象。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分析单个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间的儿童意象，也即“个体间的儿童意象”，对其它两种儿童意象在当代小说中的表现形态，我将另外撰文。 我将选择上面提到的莫言、苏童、迟子建、王安忆四位小说家的作品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在当代小说的发展与现状中，这些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都占有重要的份量；其次，在当代小说家中，这几位比其他作家更多地把儿童作为作品的构成因素；再者，“异象儿童”、“香椿树街的顽童”、“永恒的孩童”、“成长女孩”虽然不是全部但却分别是这几位小说家作品中主要的儿童存在方式；最后，这几种儿童意象在其他小说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这一节中，我将分析这几种儿童意象的构成“成分”、它们得以形成的依据、小说家对经验儿童的现实和关于儿童的文化想象进行诗学转化和运用的原则（也就是这些“现实”和“想象”是如何获得诗学的有效性的）以及同一类儿童意象群在不同作家那里发生的差异。 莫言：“异象儿童” 莫言小说中的大部分儿童的根本特质不在于他们的写实性，而在于他的抽象性。也就是说，莫言以“添加”的方式，在对经验儿童的现实的生发中，赋予其某种特殊的“标记”，以此去表现特定的思想、意义。因此，象征、隐喻就成为莫言在小说中运用和生发经验儿童的现实以及文化想象中的儿童的各种价值的基本精神。 在一篇名为《小说的气味》的创作谈中，莫言说：“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小说中存在着两种气味，或者说小说中气味实际上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用写实的笔法，根据作家的生活经验，尤其是故乡的经验，赋予他描写的物体以气味，或者说是用气味来表现他所要描写的物体。另一种写法就是借助作家的想象力，给没有气味的物体以气味，给有气味的物体以别的气味。”（注：莫言《小说的气味》，载《小说选刊》2002年第6期。）所谓“气味”，就是小说的神秘色彩、神奇色彩以及非经验现实色彩。莫言小说的“气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说中的儿童造成的。“添加”和“赋予”暗示了莫言的“意象化”创作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