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修辞，侧重于研究人们如何在言语中发挥想象，如何调动话语去建构“现实”。就当代意义而言，修辞学将考察包括言语在内的一切象征符码，特别是文化活动与人的关系。修辞学成为研究人们如何运用各种符码和象征物来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的一门学问。 当代修辞学的研究揭示，修辞，不仅在于使言语产生某种美感效果，更在于使语言通过某种美感效果有效地传达讯息，感染或说服受众。如此说来，政治家、文艺家或商人，都有可能巧妙地利用某种修辞手段，使其价值观念在传播过程中得以强化——修辞正是使这一“强化”过程得以“自然化”的一种策略。 修辞是一种“说服”技巧，更是一种不断地遮掩“说服”的直接目的的“艺术”。在文艺作品中，修辞常常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但文艺作品中的修辞，又总是想方设法回避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直接诠释，而是通过迂回曲折的策略，达到宣传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目的。所以，对修辞的破译，便是揭示某种修辞符码或修辞叙事背后所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目的性，将种种人们习以为常、习以为然的“常识性”叙事之后隐藏着的纵横交错的意识形态关系显露出来，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文本背后深刻的意识形态性。 叙事，是一种常见的人类活动，叙事中同样有修辞。叙事修辞，其特点在于以形象的艺术而不是单以论辩的艺术来使受众信服、被感染。从叙事修辞角度研究艺术，不是将艺术看成是现实的摹本，而是将艺术视为对现实的一种修辞活动，将艺术视为一种想象性建构。 正如叙事修辞理论家华尔特·菲希尔指出，研究叙事修辞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种解读和评估人类文化交流的方法，使人们能够评判、断定某种具体的话语是否给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值得信赖的、适用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南。”[1]的确，叙事修辞的最终目的是让文艺作品中的故事发展、人物关系、结构布局、叙述者视点等因素协同发生作用，或明或暗地引导读者对某种人物、某种思想观念、某种情感取向产生强烈的认同感。通过形象、故事，去影响读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读者在感觉形象“可信”而且“可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去模仿和学习，同时，对于被修辞为可恶、可厌的形象，则产生一种强烈的排斥感。 文艺作品中叙事修辞的应用（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通常要让其塑造的形象可信、可亲或可恶，并尽可能地使之“自然化”。这所谓“可亲”或“可恶”的效果获得，单靠作者的“耳提面命”是不起效果的，而通过叙事修辞手段的巧妙应用， 则可能让读者发生审美的悦纳。 本篇论文以上个世纪中国的“十七年”（1949—1966年）文艺作品中的叙事修辞的手法为个案，阐述这个时期文艺作品中的“流行”的叙事修辞是如何作用于当时的读者，从而创造出适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艺术效果。 关于“十七年”文艺，不少论者都以为当时的文艺作品宣传、灌输的企图太明显了，其作品的主题过于直露。的确，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通常都在文本中直接宣扬其人生价值观和社会改造的主张，但是，如果因此就认定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缺乏叙事修辞，则大谬不然。 “十七年”不但有叙事修辞，而且有些作品叙事修辞还十分隐蔽，其叙事修辞的手段携带着当时的意识形态烙印，但这些叙事修辞的手法在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时候，并不是像喊口号那么简单，而是很善于通过曲折婉转的人物命运的安排、故事情节的走向、情感关系的布局等等达到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所以，研究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经典文艺作品的叙事修辞，不单是为了研讨文学史，更为了通过个案研究，认识某一特定时期的文艺作品中叙事修辞如何为主流意识形态巧妙“护法”。 本文围绕着“十七年”文艺作品中关于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探讨在叙事的想象和建构中，政治价值观念是如何通过形象的修辞渗透到文本之中。 二、“神魔斗法”修辞模式的审美局限 “十七年”文艺，相当数量的作品以战争和地下斗争为题材。即使不是战争题材的作品，如《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以和平时期为背景的作品，其内在的情节结构也是敌我对垒的“准战争状态”：这不奇怪，这些和平时期的革命作品其主要内容亦是“阶级斗争”。 “十七年”文艺作品架构“战争状态”，多以“神魔斗法”的叙事修辞方式展开。《红岩》中，敌人被命名为“猩猩”、“狗熊”、“猫头鹰”，《林海雪原》中主要敌人是“座山雕”、“九彪”、“老妖道”，等等。突出敌人的动物性，是1950、60年代的红色小说通用的修辞方式。 关于敌人的外貌，常常具有兽的特征：许大马棒是“身高六尺开外，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头，扫帚眉，络腮胡子，大厚嘴唇”。女匪蝴蝶迷拼命掩饰外表的缺陷，但关于她的描写依然是以半人半鬼的想象展开：“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渣。牙被大烟熏的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红色经典中，对敌人身体的叙述采取的是“妖魔化”、“空洞化”、“野兽化”叙事修辞策略，而对于我方革命者的面貌，则赋予“神”的特性。《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是位“精悍俏爽、健美英俊”的“少帅”，酷似吴承恩笔下的二郎神。其他的革命者形象，如杨子荣、江姐、许云峰、周大勇、周炳、杨晓冬、银环等等正面人物，无不具备一定的“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