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延安文学的形成，自然包括了探究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在里边。大体而言，延安文学观念在其意识形态化的发展过程中可以1942年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展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大的阶段，这也正因应了前期延安文学和后期延安文学历史性分野的形成。那么，延安文学观念在1942年文艺整风后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在此，我想主要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切入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并由此去探究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本质。 我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主流文学的发展中是一种富有统摄力的意识形态，也是延安文学观念最初赖以形成的内在动力与逻辑起点。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上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较为宽泛的意识形态也进一步渗透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发展之中，自然也进一步渗透在文学之中。其间一个具有显明组织化的标志便是1938年“文协”的成立，这标志着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也表征着民族主义对抗战文艺乃至新的文艺创作全面渗透的开始。于是，在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起着质的规定性的显然并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注：详见袁盛勇：《民族主义：前期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最初动力和逻辑起点》，《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正因为如此，延安时期文艺上“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正适应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故而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种鲜明表达或呈现。“民族形式”问题之所以在当时能引起全国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其根本原因亦正在这里。在“民族形式”论争时期，“民族形式”这种有待创造的新形式显然是一种既有民族性又含现代性的现代形式，民族—现代性乃是其特有的现代性内涵。（注：参阅袁盛勇：《“民族形式”论争的历史性回顾与反思》，《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正是由于延安的“民族形式”论者在终极意义上秉持了一种民族—现代性立场，因而他们当时致力于文学建构的心态在总体上应该说是开放的，而且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也是颇有几分自信和乐观的。而这种自信和乐观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根源于那个仿佛无所不能亦无所不包的“民族主义”，也根源于那个实实在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此，可以推断的是，倘若“民族主义”或“统一战线”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某种出人意料的质的变化，那么，延安文学理论界所具有的上述自信和乐观不是被击得粉碎，也得改变此前延安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内涵。可以一问的是：事情的发生难道真会如此吗？ 阶级—民族主义与“党的文学”观的出场 我在前面指出，“民族主义”在抗战期间是一种富有统摄力的意识形态，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情势的变化，“民族主义”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力量那里，已经日益成为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内涵的符号，如果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初这还只是一种潜在的构成，那么到40年代初它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显露的存在了。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不仅乐于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表达各自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立场，而且也在事实上改写了“民族主义”的原有内涵及其基本架构。这也异常突出地表现在40年代初期的文学发展之中。比如1940年，就在“民族形式”论争广泛开展之际，以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为首的“战国策派”也出现在文学领域，虽然它在当时被左翼文化界也自然被延安文化界指称为法西斯主义文学派别，但其主旨也是意在造成一种民族文学运动。又如国民党文人张道藩等在1942年相继抛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等文章，其目的虽然是想建构一种党国的文学，但在维护“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前提下，仍然主张文艺上“当前的急务”是“建树独立的自由的民族文艺”。（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1942年9月1日《文化先锋》第1卷1期。）因此，倘要深入探究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明了驱动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底里，也必须进一步把它置放到这一逐渐变形并趋分化了的“民族主义”背景中去加以理解，否则，延安文学观念的独异性也就不能为人所深刻把握。由此必须追问的是：“民族主义”在40年代初的延安政治—文化界是否真的经历了一种变形？那是一种怎样的变形？由此形成的延安文学观念究竟具有怎样的独异性？而要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我想首先还得从毛泽东那里谈起。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是中共在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背景下积极应对历史境遇的产物，是一种有利于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自身发展的政治合作机制。它的成功建立展现了中共顺乎民意和天意的主体性姿态，而此种姿态在毛泽东的理论构想和实践中其实就是一个领导权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注：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1页。）而如何面对国民党的强权统治，牢牢把握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权，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毛泽东当时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所处的地位具有清醒的判断。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25日《解放》第57期。）因此，在实际组织领导上他知道当时不可能取代国民党，故只提政治上的领导权。历史证明，这是相当明智的做法。）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正因为如此，当时《解放日报》有社论在阐释国民党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就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有反帝反封建的政纲。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才会有国民党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注：社论：《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9月18日第1～2版。）后面一句所表达的内容其实在前后两者之间并不能构成必然的逻辑联系，而且也与历史事实相悖，但它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表明了党派意识对民族主义渗透的不可思议的强度：即使连民族主义也慢慢变成政党意识形态的产物了。这样，如果说统一战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理论，那么，毛泽东等人对于政治领导作用的坚守，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其实就是强调了阶级性对于“民族主义”的渗透，而通过这一“渗透”，民族主义就有可能在终极意义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写，并有可能促使它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而这种阶级性对于民族主义的渗透在毛泽东那里是通过另一理论建构或历史叙述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