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实现生命的”，“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新月”诗人都有这种近似的生命哲学，都坚守这种以生命为本位的生命美学观。“新月”前期的徐志摩、后期的林徽因坚持这种生命美学观。这种生命美学观贯穿于他们诗歌创作的始终。他们以“生命的眼光看艺术”，以艺术的眼光审视生命，创造了中国现代新诗的新的艺术高度。这种美学观迥异于新文学创建与发展时的其他诗学观念。同他们的文学审美论思想在那个时代被遮蔽一样，现代文学史上，“新月”的生命美学观也被现代文学启蒙与民族救亡的伟大的时代主题所遮蔽。 一 《新月的态度》：“新月”生命诗学观的诗意表述 郭沫若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同郭沫若一样，“新月”诗人也在诗与生命之间确认了一种内在联系：将诗歌当作是对生命的“审美”，从生命视角来看取文学及其价值。徐志摩讲，“文学是实现生命的”，“诗是写人们的情绪的感受和发生”。艺术紧密的联系着生命：“我们的生命存在确实太可怜了。人生的贫乏必然导致艺术的贫乏。”（注：徐志摩《艺术与人生》，《徐志摩全集·散文卷（上）》，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87、89页。）“诗人中最好的榜样：我最爱中国的李白，外国的雪莱。他们的生平经历就是一首极好的长诗。”（注：《徐志摩全集》第8卷，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461页。）梁实秋讲“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 亦止于人性”（注：梁实秋《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第122页。）；朱湘说“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常新的：它便是人性”（注：朱湘《北海记游》，《朱湘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饶孟侃讲人生是诗的原料之一。闻一多认为“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注：闻一多《爱国与诗》，《晨报·诗镌》1号，1926年。）。“至于诗这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娇声媚态去逢迎人，它是应该有点骨格的，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注：闻一多《邓以蛰〈诗与历史〉识》，《诗镌》第2号，1926年。）1928年，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对这种内在联系作了富有诗意的表述：“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他那无限的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望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生命的努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吧，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吧，我们想象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新月”诗人在诗与生命之间确认的这种内在联系，受西方生命哲学的启迪，并依据于这样一个逻辑前提：诗歌与生命之间存在一种同源同构关系——“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本源，文学是生命的反映。这个前提的确立使“新月”诗人找到了话语的立足点。站在这个话语制高点上，在五四“人的文学”观念影响下，“新月”诗人高举五四“启蒙”的大纛，追求个性的解放与个性的自由，把人性奉为信条，把艺术奉为宗教，在诗歌创作中表达着自己，诠释着自己，阐释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在“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以后，“新月”诗人又把“启蒙”的重心转移到了对个体生命和个体内心世界的关注上，接受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在生命与艺术间构造他们的“醇正”与“尊严”，从而构筑了他们的生命诗学观。 按生命哲学的理论，世界现实根本上来说是生命。生命哲学从生命角度对世界本质的思考与诠释，启发了渴求新的人生观的“新月”诗人的灵感：既然生命是世界的本源，又是本体，那么，把“最高的努力的目标”和“生命本体”相联系的“新月”诗人就必然看重生命了。他们信奉“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象”。据此，“新月”诗人的创作相当一致地表现出了下述两个特点：用生命意识来观照世间一切，表现出对生命的执着思考与探索；诗学批评基本遵循人性的标准。 “生命”一词是“新月”诗人最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在他们的语汇中，生命是一切之源，尤其是诗（与艺术）的源泉。生命被赋予相当于本体的意义。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艺术活动，目的就是生命启蒙，人生的启蒙，重新恢复生命原本的意义。因为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无所谓善恶可言，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正如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里，对生命做了许多道德与伦理的评价，把许多正常合理的生命冲动视为罪恶，严重的遏制与践踏着生命，摧残着人性。反封建、反礼教，倡导科学、文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其中就包含新的生命的启蒙。“新月”诗人，尤其是像徐志摩这样的诗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艺术活动就是生命启蒙，人生的启蒙，恢复生命原本的意义。这样一来，“新月”诗人的生命的启蒙便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通过标举“性灵”而申述生命的诗歌观念，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在新的文化制高点上对生命进行了新的审美。 郭沫若在《生命的文学》一文里说：“文学与生命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注：王锦厚等《郭沫若佚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文学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郭沫若的这个观点同五四“人的文学”的观念相一致，强调了文学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新月”诗人“文学是实现生命的”观点颇类郭沫若，比郭沫若更为理性的是，“新月”诗人从生命、人生、人性等诸生命体系确认文学及其文学的价值系统，构建了他们有关文学的新设想，在诸多关于文学观念的探索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在此前提下对诗美的本质进行了新的体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诗学观念，由此影响下的创作将必定是新的模样。由于这种生命诗学观是在五四人性解放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这种背景下那种解放了的人性的生命惊喜和欢畅、生命的追求与理想、时间体验与人生体验、自由与幻美追求、自我裂变与精神突围的展示的诗歌就显得格外的清新，格外的有力量，也格外的具有“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