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外延模糊的“问题小说” 当“问题小说”从个人的言语活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文学言语符号，就意味着这个偏正词组从此具有了指代一种文学创作现象的意义。那么，问题小说的定义是什么呢？ 在已查到的、都有“问题小说”这一词条的6种文学词（辞）典[1]中，由于研究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认识不同，除了在小说题材是反映社会“问题”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以外，在其他方面都存在分歧。对于“问题小说”产生原因的理解，存在着“由易卜生的‘问题剧’演化而来”、“被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唤醒”、“人道主义新思潮的输入”、“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的不同说法，这源于研究者对其创作时间、所囊括作家作品的认识差异；对于“问题小说”的创作时间主要有四种意见：“‘五四’过后，二十年代初年形成的小说流派”、“新文学运动的前十年出现的”、“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后期”。时间的不确定引起对代表作家及作品的认识不一致：或者把《新潮》小说排除在外，或者把文研会“为人生”派十年间的创作都混入其中，甚至还有联系到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从而造成“问题小说”这一概念外延（即所包含的小说文本）的模糊。文本（量）的不确定，造成了对“问题小说”内涵（质）理解上的偏差。 对《新潮》小说和文研会作家作品的理解，是产生种种分歧的焦点。这二者是同“质”的么？能否一起构成“问题小说”的内涵？若异质，差别在哪？产生不同的原因是什么？若从创作思维特征分析《新潮》小说和1921年《小说月报》刊登的小说，则应该能看得更为清楚些。 一、旁观者·想象·再现——问题小说与近代小说思维模式 “问题小说”这一概念的提出，首推周作人。在1918年4 月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他评价了日本近代文学中“问题小说”的地位。又于1919年2月发表了《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明确提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2]， 强调“以小说为闲书”的中国传统不可能产生“问题小说”，从而规定了“问题小说”的“近代性”本质，也就是小说文本中蕴涵的近代小说思维模式。 所谓近代小说思维模式，就是晚清以来，作者、批评者在小说观念上不再迷信传统“小说”的定义，但又囿于历史阶段的局限，不能形成完整的、有系统的现代小说思维模式，而呈现出一种比较模糊的小说创作思维状态，这可以从当时《海上花列传》等创作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理论批评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新小说的功用在于“新民”，把小说提升到与传统散文、诗词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但达到的方法，却还是传统小说想象性再现事实的方法：“人之恒情……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3] 这里提出了小说的题材是真实（“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的，而非传统小说的“虚构”，要“摹写其情状”、“和盘托出”、“彻底发露之”，这样一种近代小说思维模式，蕴涵了这种思维模式的近代小说文本内部呈现出矛盾的特征，《新潮》小说亦不例外。 所谓《新潮》小说，指的是刊登在杂志《新潮》上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短篇小说。《新潮》杂志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团体新潮社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出版的一种宣传新文化、倡导文学革命的杂志，到1922年第三卷第二号结束时共发表小说26篇。创作者主要有汪敬熙、叶绍钧、杨振声、罗家伦、俞平伯、欧阳予倩等。 这些小说发表的刊号、篇名、作者如下： 第一卷第1号：《雪夜》、《谁使为之？》，汪敬熙 第一卷第2号：《一个勤学的学生》、《一课》，汪敬熙；《断手》，欧阳予倩 第一卷第3号：《渔家》，杨振声：《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这也是一个人》，叶绍钧 第一卷第4号：《一个兵的家》，杨振声；《花匠》，俞平伯；《怪我不是》，某君 第一卷第5号：《新婚前后七日记》，任銒；《春游》，叶绍钧；《洋债》，郭弼藩 第二卷第1号：《明天》，鲁迅；《砍柴的女儿》，K·S；《炉景》，俞平伯 第二卷第2号：《死与生》，汪敬熙；《一个好百姓》，杨钟健 第二卷第3号：《狗和褒章》，俞平伯 第二卷第4号：《两封回信》，叶绍钧 第二卷第5号：《伊和他》，叶绍钧；《贞女》，杨振声 第三卷第1号：《不快之感》，叶绍钧；《磨面的老王》，杨振声；《贵生和他的牛》，潘垂统 （按：尽管《新潮》杂志出版历时3年之久，在第三卷第1号的“目次”上，标有“民国九年出版”的字样，但根据1920年他们对于不能按月出杂志而做出的如下种种解释：（1）因国内事变太多……（4）出版迟延[4]（P1076）），我们可以推断它们都是在1919—1920年间创作的。） 《新潮》小说的创作模式，基本可以代表当时在文学革命倡导下的小说创作状态。不论是根据傅斯年等人的回忆：当新潮社“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5]（P201），还是根据杂志的销量，应该说，《新潮》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在《新潮》上发表的小说，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个期刊（《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少年中国》——笔者注）和社团”[6]（P5），1920年5月出版的《新潮》上，也记载了对同期出版状况的评价：“五四以来，中国的新出版品，虽是骤然增加四百余种，但是最大多数是没有成熟的”[7]（P859）。这些都说明了《新潮》小说创作具有新文学草创期小说的代表性。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从结构小说文本的语言方式能反映出作者的思维方式，因此，从《新潮》小说的文体特征可以反观出新文学提倡者的小说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