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营探讨的意义 在书写文学史的课题上,我曾经一再表示我对当前一些文学史著作处理方式的不满。这些文学史著作,过度强调文学作者和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以为只要将文学发展分为若干阶段,在每一阶段中举出若干代表作者与作品来论析,就称这样处理的著作为文学史,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未免气度太小了。文学史的舞台,不只是容纳几个主要的代表作家或作品而已。我也表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文学史,应当是那个国家或地区人类文化活动史的部分。它绝对不只是作家或作品史,它除了论析文学作者与文学作品之外,还包括多方面问题的探讨:如文学的经营问题,其中包括报章副刊与杂志的编者为何创办有关的副刊或杂志,他们容纳稿件的标准为何,取稿的原则又是怎样?他们的编辑方针对当时或以后的文坛、社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当时的文学团体又是怎样的运作?对文坛、社会又起着怎么样的作用?也包括文学的消费的课题,讨论当时读者的兴趣如何左右文艺的出版与发表,编者如何引导读者?如何衡量文学作品在发行上所起的影响等等。当然文学作者和文学作品的探讨也是重要的,它们特别应该列入文学发展论述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说,在文学发展的论述上,我们也是强调文本的,但是所要的文本,不是狭义的文本,只限于文学作品而已。我们所要的文本,是广义的,副刊与杂志的发刊词、编后话、编后启事、编者宣布的编辑方针、甚至副刊与杂志的广告、以及作者的资料、作者的作品,等等,都是我们所要获取的文本。[1] 讨论文学发展,缺少文学经营这一块,将不能很好地把有关地区或国度的文学史呈现出现。试想想,讨论五四新文学,不涉及《新青年》、《新潮》杂志;讨论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学,不涉及《中国时报》副刊,不讨论《联合报》副刊;探讨战前台湾古典文学,不涉及台湾诗社;那将会是怎么样的遗漏? 讨论战前东南亚华文文学也是如此,如果讨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不讨论报章的文学副刊,不讨论文学杂志,将不知道如何把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的面貌勾画出来?因为在战前,东南亚地区文学单行本的出版非常不发达,以新马来说,所出版的新文学作品单行本,不超过五部,整个文学发展的运作,完全依赖报章的副刊和杂志,副刊和杂志的编者的经营,决定了有关刊物的方向,也影响了整个文坛的运作,不处理文学经营,又将如何说明新马战前部分的华文文学史?即使在战后,文学单行本的出版书目大量增加了,然而文学副刊和杂志在文学运作的影响上,仍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举个例子说,不处理《蕉风》杂志,又将如何说明现代主义文学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的流程和对它的影响?所以探讨文学的发展,不能无视文学经营这一个环节。 文学经营与文学传播 由于对文学经营的重视,让我注意到文学传播媒体:副刊、杂志等等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也从这里,让我深刻地了解到文学传播的许多课题,以及这些课题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甚至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这里提出来跟与会者共同思考。 全球各个地区各国度的华文文学,并不是单一发展的绝缘体,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全球各地区或国度的华文文学,是处在不断的传播和接受的状态中的。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印证这些方面的事实。从文学经营的主体例如文学副刊来说,某个地区的文学字段和副刊的创设,是否受到其它地区的副刊的影响,还是有它本身独特的角度和风格?刊物的主持人—编者,在为所编辑的刊物预设未来的路向时,所提出的主张是否有受到其它地区刊物的启发?刊物编者和作者在提出一些共同的文学主张时,是出自于他们的共同意识,还是这些主张是受到其它地区的文学主张引发的结果?在作品的发表上,刊物的编者是否受到其它地区的刊物影响?作者在不同地区的移动,对不同地区究竟起着怎么样的影响?对不同地区的文学带来怎么样的冲击?作品出版后,受到不同地区读者或评论者的阅读,究竟对有关作品带来怎么样的反馈?这些反馈对作品的内涵究竟又带来怎么样的补充?或者从更宽广的方面说,作品在不同地区的流传对有关地区的文学又带来怎么样的作用?这一切,只有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才能够取得确切的答案。换句话说,从文学经营和文学传播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地区或国度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下将进一步说明有关问题。 近来在台湾讲课,来往新加坡和台湾的次数比较频繁。在乘坐飞机时,看到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的航行路线图:飞机的飞行路线,由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又从另一个地区到其它更远的地区,心中忽然醒悟,文学的传播不就是由一个点传播到另一些点吗?实际上,在目前这个网络时代,各地区或国度的文学互动情况,是要比飞机的飞行航线图要来得更加频繁了。某种意见在某个文学网络提出,很快就会引起各地文学爱好者的反应;某个文学网络设立,也会很快得到世界各地文学爱好者参加。因此更突出文学传播在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从文学传播角度探讨东南亚华文文学 说全球各地区各国度的华文文学,并不是单一发展的绝缘体,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全球各地区或国度的华文文学,是处在不断的传播和接受的状态中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现象: 文学经营的主体例如文学字段或副刊的创设,经营时受到传播主体的字段和副刊所影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办报纸流行,办报的基于消费的考虑,为吸引读者,在报纸正刊之外,提供文学版位,设计形形色色的字段,来争取读者的阅读。当1872年中国上海《申报》创刊时,已有诗词和纪事等作品穿插在新闻文学中。1900年在上海创设的《文社日报》,也有社说、社榜、社谈、谈薮、笔记、杂着、文苑等字段。字段的设立,影响中国大陆以外各地区的报纸极大,几乎所有在中国大陆以外创设的所纸,都有字段的设立,而且所设字段,多受中国影响,特别是中国报纸中的杂着、诙谐、小说、粤讴等的字段,更受到中国以外报纸的纷纷仿效。例如新加坡和马来亚报纸编者设计与推出的栏目,像“词苑”、“文苑”、“词选”是给文人发表作品,给知识分子阅读的字段;“谐着”、“谐谈”、“谐文”、“笑柄”具市民趣味,是给一般大众读者阅读的字段,“粤讴”、“南音”、“班本”则是雅俗共赏的园地。目的虽然出于照顾文学作者需要与满足读者兴趣的考虑,其实也是中国报纸启发、流传、影响的结果。而且中国以外的报纸字段,比之于中国,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有些字段,在名堂上更加美化,例如马来亚吉隆坡的《益群报》每日第七页,设立各种文艺字段来容纳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刊登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作品的“教育界”、供作者发挥自由思想的“自由神”、登载文言小说的“小说界”或“小说”栏、刊载旧诗词的“蕊珠宫”、叙述各地民生民风的作品的“采风编”和“问俗篇”、登载铭文、粤讴、笑话等等的“妙莲台”等。“自由神”、“蕊珠宫”、“采风篇”、“问俗篇”、“妙莲台”等名目就比中国报纸的许多栏目名称要美雅得多了。变本加厉的还包括为吸引读者而巧立的各种“小说”名堂,单是《叻报》的小说字段,就有以下的种类:“衰情小说”、“滑稽小说”、“侦探小说”、“骗术小说”、“述异小说”、“言情小说”、“规讽小说”、“记事小说”、“怪异小说”、“果报小说”、“侠义小说”、“义侠小说”、“惩谨小说”、“瘟疫小说”、“家庭小说”、“哀遇小说”、“哀艳小说”、“惊言小说”、“黑幕小说”、“警世小说”、“冤情小说”、“侠情小说”、“苦情小说”、“幻情小说”、“华侨小说”、“抒情小说”、“讽世小说”,等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