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30年代（1927-1937年）可以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论文的数量都称得上汗牛充栋。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似乎都视而不见，就是对于30年代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制定的文艺政策影响下形成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学术研究气度和重视。当然，这种现象蕴含的内容实质实际上是十分微妙的。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一、这符合写历史的普遍“游戏”规则。当今以各种方式写“历史”著作几乎成了一种时髦，撰“史”者大多以成败论英雄，这种思维方式在过去各种流行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撰写中运用非常普遍；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长期存在着只重视所谓的主流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主要是指五四文学、左翼文学一路的和政治上偏向中立的泛自由主义文学一路的研究，而对于那些“支流”、“边缘”的甚至对立面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则不屑一顾；三、应该说是最明显的，即过去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认识方面的敌视和轻视，认为“民族主义文艺”的课题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如果说上述情况笔者多少说得有些道理的话，那只能说明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还不够健全和完美，至少学术视野还不够开阔。其实，随着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机制的不断建设和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学术研究的鲜明个性（如求“异”思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成熟化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回到我的论题上来，其实对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意义已有研究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它对于我们更有说服力的阐释30年代现代文学“黄金时期”的形成和全面了解30年代呈现出各种文化形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笔者在学界有关“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几个“点”来，以期能抛砖引玉。 二 研究的现状简评 为了使我的“点”不至于太空洞，在此有必要对于学界有关“民族主义文艺”研究的动态作一个简述和评论。可以说，虽然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长达22年，但在大陆撰写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上，“民族主义文艺”除了被认为是昙花一现和声名狼藉外，从来就没有被纳入正常学术研究的范畴，直至上个世纪末。对于它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30-1985年，为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个阶段，即30-40年代、50-80年代中期。30-40年代主要表现在以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为代表的左翼阵营，以及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第三种人”对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左翼文坛对于“民族主义文学”最有影响的批判文章主要发表在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前哨》（《文学导报》）上，如史铁儿（瞿秋白）的《屠夫文学》、石萌（茅盾）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宴敖（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注：分别刊于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第1卷第6期和第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此外，方英（即阿英）的《大上海的毁灭》[1]、李何林的专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也都对于“民族主义文学”有专门的论述。50-80年代中期，对于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为中心的右翼文学的研究也仅仅止步于对它的简单的政治意识批判上，缺乏深层的学理探究。这种现象存在于一系列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上。可以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唐韬、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注：这三部文学史分别由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作家出版社（1956-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为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总之，这个时期的研究深深印上了这一历史时期独特的痕迹，主要表现在：1.文学批评的标准紧紧扣住了政治意识形态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对于右翼文学的批判，更多的存在一种创作者的“政治身份决定论”的倾向。2.即是左翼文学中心论，也就是基本上站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视角去评判右翼文学。3.对于批判对象的简单化处理，主要表现在：把右翼文学的出现看成完全是为了“左联”成立的缘故、缺乏掌握“右翼文学”研究足够的材料，都认为它昙花一现，实在是不堪一击等等。把右翼文学的研究真正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1986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4位教师共同在《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发表了一组研究国统区右翼文学的文章（注：这4位作者和论文的标题分别是：秦家琪《关于开展“国统区右翼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思考》、朱晓进《从〈前锋月刊〉看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袁玉琴《从〈黄钟〉看后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及唐纪如的《国民党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录〉评述》。），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这组论文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呈现出对右翼文学研究视野的突破：一是重新赋予了右翼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二是首次把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930—1932年，1932年至抗战前夕；三是发掘出了一些新材料，如杭州黄钟文学社的《黄钟》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印的《文艺宣传会议录》，应该说，这都是研究30年代右翼文学不可忽缺的材料。遗憾的是，这四位老师的努力未能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几年后，张大明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2]中对于“三民主义文艺”及“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出现及其文学创作作了学理上的批判，虽然在研究右翼文学的具体结论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进展，但从具体材料出发研究问题的学术素养及良好学风无疑给后辈研究者提供了榜样的作用。真正在右翼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的是两位博士的著作。一是北师大的钱振纲先生，他的博士论文《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3]在学术界首次比较全面的对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的代表性文艺理论和创作进行了学理上的梳理和研究。钱著的学术突破还表现在：1.搜集了许多罕为人知的第一手现代文学期刊资料，极大的拓宽了过去对于右翼文学研究相对狭窄的视野；2.在对于“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作出整体上的否定之基础上，又十分谨慎的对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民族主义思潮的某些积极方面作了肯定评价，而这在以前的学术界是难以想象的。在右翼文学研究这块领地上另一个取得了突出性成果的是复旦大学的倪伟先生。他集自己在这个课题上七年之学术积累，在其博士后出站的阶段性成果论著《“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中，首次把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潮纳入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宏大叙事话语体系中，一改过去学术界在面对类似课题时所纠缠不休的、经常表现出过于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二元价值判断叙事模式。笔者正是从上述研究成果和现状中，结合本人占有的有关资料，提出几个“点”的问题并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证于大方之家。 三 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一）研究资料问题 尽管占有第一手材料是研究任何学术问题的根本前提，而对于研究“民族主义文学”这个课题来说尤其显得突出。过去长时期由于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和困惑，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往往采取回避或简单的批判态度，很少有人在比较全面地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去进行学术研究。由于很少有人“光顾”，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大量有关的第一手资料已悄悄地“蒸发”掉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由前锋社创办的《前锋月刊》是研究前期“民族主义文学”必备的材料，这也是一份30年代初较有影响的刊物（瞿秋白就写过《“矛盾”的继续》一文对它进行过调侃），但现在即便是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也找不出几册来，可见这方面资料的馆藏是严重匮乏的。在已经发表或出版的著述中，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以及钱振刚、倪伟的著述，都展示了研究这个课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资料有待“开发”的问题。如前锋社创办的《前锋周报》和杭州黄钟文学社主办的《黄钟》（周刊、半月刊）等刊物具体停刊的时间及较多笔名，现在都难以考证。由于这方面资料馆藏难觅的严峻形势，有关“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受到了限制。比如说，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认为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存在的时间是昙花一现，显然就是由于占有的资料不够而得出的结论。而近年来随着研究者在这方面资料的不断“发掘”，可以断定，“民族主义文学”是构成30年代文学创作方面不可或缺的一角，某个时候甚至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潮之一。在笔者看来，“民族主义文学”可以193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前锋社于1930年分别借《申报》的“本埠增刊”、《前锋周报》及《前锋月刊》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为起点；后期可以1934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文艺宣传会议这件事为起点。有关的详细情况，笔者将另行撰文。由此可见，不重视材料的收藏使我们全面地了解30年代的现代文学失去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左翼文学 笔者在阅读有关“民族主义文学”的材料和著述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与左翼文学关系的“密切”。过去，学界大多只是注意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敌对关系，即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却不够全面。大量的材料说明，尽管“民族主义文学”，不管是前期以前锋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还是后期以江西民族文艺社的《汗血》杂志为代表，一直视左翼文学（普罗文学）为自己的敌人，公开反对普罗文艺，但又在拾后者的“牙慧”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仅仅简单地谈两点：一是在看待文学的社会功能上。在左翼文学的前期，革命文学阵营内曾发生了一场文学论争，有人主张“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4]，而在左翼阵营里就受到了批判，但“民族主义文学”却拾来企图作为维护南京政府文化统制的依据。发表在由江西和安徽的右翼文艺组织主办的江西《民族文艺月刊》和安徽反省院的《民族文艺周刊》上的“创作”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更有意味的是，多年以后，在国民党文艺阵营里，仍有人在反思政治上失败的原因时，竟然仍以为文艺的“失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64年，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工作亟待奖助》的文章，该文是从右翼资深作家王平陵一生为国民党政府效力，死后却一贫如洗的事说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