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诗的历史展开中，诗人写作与读者阅读之间的紧张，无疑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困境，并一次又一次激起批评、辩难的波澜。事实上，这一困境也由来已久，从新诗的发生之日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就作为一种前提性的机制，暗中制约了新诗的历史。在讨论新诗与旧诗在接受方面的差别时，诗人吴兴华的一段话值得在这里引述： （古典诗歌）拥有着数目极广，而程度极齐的读者，他们对于诗的态度各有不同，而对于怎样解释一首诗的看法大致总是一样的。他们知道什么典故可以入诗，什么典故不可以。他们对于形式上的困难和利弊都是了如指掌的。总而言之，旧诗的读者与作者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他们互相了解，写诗的人不用时时想着别人懂不懂的问题。读诗的人，在另一方面，很容易设想自己是写诗的，而从诗中得到最大量的快感（注：吴兴华：《现在的新诗》，原载《诗论》，夏济安编（台北：文学杂志社，1959年）；转载自奚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唐晓渡译，《学术思想评论》第十辑《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第41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与古典诗歌相比，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这种融洽关系，在新诗的发生过程中却瓦解了。作为一种历史创生物，新诗本身就是一种实验的产品，所谓不用“陈言套语”，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要打破阅读与写作之间的成规性认同，呼唤一种新的“阅读程式”。 “阅读程式”是乔纳森·卡勒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卡勒看来，具有某种意义和结构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读者当作文学来阅读，在于读者拥有一种“文学能力”，而这种“能力”是落实在一种无意识中的、基于“约定俗成”的“阅读程式”之上的[1]。对于某种新兴的文学体式而言，既有的“阅读程式”往往失效，在读者中建立一种崭新的、有效的“阅读程式”，是其成立与否的关键所在。在晚清新小说的浪潮中，一位署名无名氏的论者，就在《读新小说法》一文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窃以为诸书或可无读法，小说不可无读法；小说或可无读法，新小说不可无读法。既已谓之新矣，不可不换新眼以阅之，不可不换新口以诵之，不可不换新脑筋以绣之，新灵魂以游之（注：原载1907年《新世界小说月报》第6、7期；引自王运熙主编，邬国平、黄霖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14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新小说不可无读法”，这一论断言简意赅，但却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同样，“新诗”成立与否，也不只是写作和理论上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阅读上的问题，即能否在一般读者那里，形成一种有效的“读法”（“阅读程式”）。因此，新诗的“正统以立”，也就必然显现为一个“教化”和普及的过程，即：少数新诗人和经验读者间的先锋性探讨，必须从“同人圈子”向外扩散，影响、甚至塑造一般读者的阅读程式。当然，这一过程包括许多环节：现代“文学常识”的大规模介绍，新诗作品的广泛阅读，书报上的批评与争论，新诗集的序言，以及国文课堂上的教学实践，都有所贡献。本文尝试以1922出版的《新诗年选》为个案，讨论对读者“阅读程式”的塑造意识，如何渗透到具体诗选的编辑策略当中。 自古以来，诗文的编撰、成集，一方面有积累、保存和流传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暗中完成着价值的估定和经典的塑造，“孔子删诗”是这一传统最古老的象征。对于初创的新诗来说，这种自我拣选、自我经典化的努力从一开始便存在，仅在1920～1922年的两年之间，就出现了四种新诗选本：1920年1月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1920年8月上海崇文书局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1922年6月上海新华书局出版的《新诗三百首》，以及1922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1919年）。其中，《新诗集》不仅是第一部新诗选，其实也是新诗史上最早的出版品，在序言中，编者就这样写道：“我们还记得从前学做老诗的时候，什么《千家诗》、《唐诗三百首》……都要念熟，总能试作。”（注：《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新诗集》，上海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1月。）后来的《新诗年选·弁言》也提到：“自从孔子删诗，为诗选之祖。”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将新诗选本置于这样的历史线索中，无非在暗示，新诗“选本”也会象古老的经典一样，奠定后来人们对“新诗”的想象。 当然，实际的历史功效并不一定与编者的期待吻合，不同的选本之间，也存在精粗、优劣之分。最早出现的《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似乎都力求完备，采用写实、写景、写情、写意的分类，意图全面展示新诗最初的实绩，譬如，由许德邻编选的《分类白话诗选》（又名：《新诗五百首》），选诗232首（并非500首），诗人68家，阿英曾言：“此集为初期新诗之完备的选集，各主要杂志，主要报纸上的著作，网罗靡遗”[2]（P296）。然而，由于作品收集的庞杂，选家的目光反而不够鲜明，朱自清后来就说，这两个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人提及”[3]（P379）。相比之下，由“北社”策划的《新诗年选》，则是一个较为精当的选本，不同于单纯的抄录：一方面在数量上“瘦身”，只选诗90篇，诗人40家；另一方面，在诗作之外，还有编者撰写的评语和按语。阿英说：“中国新诗之有年选，迄今日为止，也可谓始于此，终于此。北社编辑此书，颇是慎重，逐人均有按语。”[2]对前两本诗选颇为轻视的朱自清，对此集也十分看重，认为它“像样多了”：“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3]不难看出，《年选》诗后的评语、按语，引起了阿英、朱自清二人共同的关注，这似乎是《年选》的价值所在。评语、按语，执行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按语的署名都为编者，主要是交待诗歌的编选、删改情况，起到一般性的说明作用；而评语则有具体的署名，四位评者分别是愚庵、溟泠、粟如和飞鸿，作用在于具体诗人、诗作的评价和解读。前者，可以说是编者身份的体现，后者则传达了编者“北社”成员的另一种身份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