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批评理论中，传记“纪实传真”[1]（P166）已成定论，至于采取什么叙述方式或手段而达到“传真”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版）、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余斌的《张爱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版）三个传记文本就是依据相同的传记材料，以不同的叙事手段去表现各自的“真”张爱玲。 一 李少雍在《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中分析指出，司马迁人物传记之所以有美学意义，是因为其文本有着强烈的或贬或赞或讥或扬等的感情色彩。继承司马迁赋予人物传记感情色彩这一传统，刘川鄂、于青和余斌在各自的文本中都散发着浓郁的对传主的喜爱和赞誉之情，但是，各自表达情感的手法却各有千秋。刘川鄂对传主的赞誉表现为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排比、对比、反问等修辞手段极尽抒情之能事，以期最终实现对传主的强烈情感的传达： “她是乱世中出现的一朵奇艳的花。如果说她是荷花，脚下有污泥；如果说她是牡丹，其土太黑；如果说她是玫瑰，枝上有刺”； “她比冰心深刻，她没有朱自清的士大夫气，她比周作人开阔，她没有徐志摩的华丽堆砌，她比林语堂灵隽，她没有何其芳的刻意精致”； “她是一个悲观主义作家……她是一个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的作家……她是一个‘纯艺术’的作家……她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 单独看来，这样的表达因其鲜明的文学色彩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这些抒情段落随机插入到传记事实的叙述中间，却破坏了文本总的文体风格。可以从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上来解释这种破坏。《文学是什么》一书解释说，“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但“语言本身并不就是文学”，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媒介，只有通过象征、比喻等手段来使语言形象化而具备文学属性，具备了文学属性的语言才具备了成为文学的条件。[2]（P43-47）在刘川鄂的传记文本中，叙述语言的主体风格是普通语言，是不具备文学属性的文字，而作者不时打乱传记叙述程式和整体叙述风格而随意插入主观抒情式的评论和描述，而这种抒情性的文字因文学手段的成功使用而具备了文学特征。这种叙述语言属性的变化或反差直接造成了整个文本的文体不协调，最终致使抒情式赞誉显得突兀和矫情。 与刘川鄂的抒情插入策略不同，余斌对传主的喜爱分散在他对传主的同情、维护、关爱等具体的情感因素中，而这些具体的情感因素则是通过作者分析、评论传记事实来体现的。在讲述传主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时，余斌对传主与其母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无限上纲”式的分析和评判，以此来表达对少年传主失落父爱后又被母亲冷落等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在这里，就张爱玲的母亲以及她们母女二人的关系多作一些探讨也许是必要的”，此后，作者通过丝丝入扣的行为和性格分析而对张母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责，张母对张爱玲“除了淡漠还是淡漠，而这种淡漠你没有可能将其解释为任何形式的母爱”，“重要的是，母亲的苛责是她在心理成长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丧失了她最需要的东西——自信心”，“在母亲这里，她被引向了自我怀疑”。这种步步铺垫、层层深入的逻辑分析看似是理智地对待客观事件与人物，其实，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理智背后所蕴藏的对传主的深刻同情。这种无限深入地挖掘所得出的传记事实对传主的影响远远大于传记事实本身的实际意义，而正是作者对传主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了这种挖掘式阐释传记事实的方式的产生。 除了逻辑分析外，对比分析也是余斌采取的重要的情感传达方式，比如为了展示张爱玲的超政治个性，作者使用对比分析来为张爱玲某些疑似亲日举动做辩解： “原先持个人主义立场，在日本人的淫威下屈服，或从原先立场后退的，大有人在。周作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张爱玲的处境是不同的……”。 这样的对比分析在文本中屡见不鲜，比如为了反衬张爱玲刚出道时不甘寂寞的特异举止，作者把传主晚年隐士般的生活与曹雪芹、钱钟书等退隐闹市的清高相比较，表明传主不是耐不住寂寞而是时候未到；把张爱玲谈论中国人的文章与鲁迅、巴金、曹禺的相关文章相比较，用以说明传主在观察国民性方面的独到与客观，等等。利用反证法来澄清对传主的污蔑从而达到维护传主形象的目的是余斌阐释传记事实的另一策略。典型的例证是，当有人嘲笑张爱玲“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出身”时，余斌就毫不犹豫地用反证法来为张爱玲辩驳，“此说不知是否属实，即使果真如此，我们也还可以找到一些反证，证明她不想沾祖上的光”。 逻辑分析、对比分析和反证法的使用在传记叙述中的意义何在呢？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指出： “传记文学不但叙述事实，而且还阐释事实。传记家斯特雷奇说：‘未经阐释的真实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没有用处，艺术是一位了不起的阐释者。’传记文学的阐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释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事实赋予意义的过程。”[3]（P135） 逻辑分析、对比分析和反证法等是科学研究中通常采用的说明问题、阐释现象的手段，把它们运用到传记写作中固然起到了充分阐释传记事实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过多地使用逻辑分析等科学研究方法，一方面会削弱传记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另一方面，也会因膨胀传记事实所蕴含的客观含义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事实，从而误导读者或者剥夺读者对客观事实进行自我判断的机会。 与刘川鄂、余斌采用具体而微的情感传达策略不同，于青从文本的外在形式上把传主表现为非同寻常之人，以浓浓的文学氛围来渲染传主的传奇人生。简言之，就是以作者的文采来展示传主的多彩。“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文本开篇就以陆游的词句来制造氛围。也就是说，传主还没出场，文本的诗之云霭就袅袅升起。在袅袅云霭之中，传主款款向读者走来。随着传主成长、成名、归隐这一传记程式的展开，文本使用的文学技巧也越发丰富起来，尤其是在刻画传主及相关人物时，环境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乃至心理描写，作者于青无所不用。随着文学技巧使用的丰富，传主的形象也愈发变得飘逸灵动。通过阅读对比不难发现，于青的文本用文学手法叙述的传记事实与刘川鄂、余斌以普通叙述方法讲述的传记事实基本没有出入。事件是同样的事件，人物是同样的人物，但文学叙述手法带给读者的阅读感觉是愉悦而舒畅的，让读者既认知了传主，又享受了文学，这可谓是传记文学的最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