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938年8月12日） 逄增玉 吴景明 整理 1934年夏，我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国学系毕业，像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由于身处乱世，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同年冬，通过祖父和父亲的世交贾士毅（时任国民党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关系，我离开故乡宜兴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任贷放干事。所谓“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是国民党政权配合剿共在豫鄂皖一带设立的机关，它通过借用、合作的方式向农民（主要是富农，因为当时贷款需要抵押和担保，而真正需要贷款的贫农是没有财产可押的）贷款，以“兴复”红军撤走后各地区的农村经济，并从中为蒋介石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经营高利贷。我的工作除了有时要向农民银行领款去外县放款和收款外，平时并没有多少事，这使得我有很多空闲时间来读书、写作，慢慢结识了不少文艺青年，参与了当时武汉的文艺运动，了解了抗战初期武汉文化界的不少情况。 武汉，当时是国民党“剿共”军事中心的后方，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气氛十分紧张，文化活动困难，给人十分沉重的感觉。市面上“三害”（烟、赌、娼）横行；联保里、华中里一带妓院丛集，吃花酒盛行。这城市似乎与我的个性不大一致，因而我是有些后悔来武汉谋职的。又因为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工作之余，我便给上海的《申报》等刊物写些稿件，以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当时，控制武汉文化界的有这几股力量：一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武汉日报》，社长王亚明，副刊《鹦鹉洲》主编段公爽。他们是从外地（主要是湖南）来的，据说是CC派；二是湖北省国民党党部的《大同日报》，主编陶涤亚，副刊编辑胡绍轩，他们是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三是武汉行营政训处的《扫荡报》，主持人丁文安，副刊《野营》、《瞭望哨》编辑为蒋铭、钟期森等。这三家报纸的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武汉日报》和《扫荡报》。《大同日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个《时代日报》，它的副刊《时代前》编得比较活跃，编辑许一民追求“为艺术而艺术”，信仰无政府主义，培养了好些青年作者。据说陈荒煤、严文井、丽尼、田一文等知名作家，都与他的扶持有关。还有一家报纸《大光报》，是从东北流亡到武汉的资深编辑陈纪滢创办的，据说背景是张学良。其副刊《紫线》由孔罗荪主编。除此之外，武汉大学和中华大学的许多文学青年也曾在学校及社会上组织一些小团体，并在以上报纸发表文章，但影响似乎不大。 1935年夏，我同叶平陵、伍禾（注：叶平林、伍禾同为湖北省立师范学生，均为当时武汉著名的青年诗人。）等人认识，逐渐与武汉的文艺青年熟识起来。我最早结识的一些文艺界朋友，是以在武汉的宜兴同乡为基础的。贾士毅在我到武昌后，曾设宴表示欢迎，出席的大多是一些年轻的宜兴同乡。其中有两人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一个是邵冠华，另一个是李任子（注：邵冠华、李任子为锡金早年从事文学活动时在武昌结识的宜兴同乡。）。由于这次宴会上的介绍，我们也就熟识起来，并且常常来往，谈论一些写作上的意见。因邵冠华的介绍，我认识了沙蕾和宋一痕（注：沙蕾（1912— ），是锡金的同乡。诗人，曾用笔名沙林。 宋一痕，云南人，1926年入党，1928年脱党后在上海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成为《扫荡画报》与《战斗画报》的主编；1938年抗战爆发后，投身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署主任卢汉麾下，征战南北。1949年2月，宋一痕作为卢汉的代表与中共谈判，12月，卢汉举行昆明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因李任子的介绍我认识了符浩（注：符浩，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学生，中共党员。）和一个在汉口《华中日报》编副刊的刘浪（广西人，后不知去向）。刘浪曾邀请我和李任子为他主编的《华中日报》每周编一期《文艺周刊》，篇幅为八开版，内容不加以限制，并答应每期可加印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些作品作为酬劳。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也不要他们的稿费。目的在于有这样的一个阵地，可以督促自己多练习写作。但《文艺周刊》出刊后不久，就有一些原来的武汉文艺青年进行攻击，说些讽刺的话，这激发了我们办下去的兴趣。《文艺周刊》大约出了十期左右，《华中日报》便停刊了。这是我步入“武汉文坛”而渐渐成为“知名人士”的开端。 不久，贾士毅的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兼职被取消了，这使我觉得再待下去很无聊，于是我便于1935年8月辞了职，从武昌回到上海家中，住了三四个月，因没什么事好做，便回了一趟宜兴，与我的表兄蒋有林（注：蒋有林，锡金的表兄。）等商议办了一种小型的诗歌刊物《中国新诗》，由我和他两人主编，由我负责把武昌文艺界朋友的诗稿汇集起来，寄到江苏宜兴蒋有林处，印行《中国新诗》，再运去上海发行。到了1935年秋冬之际，贾士毅又把我安插在湖北省财政厅第一科，当办事员。我自1935年11月入湖北省财政厅，至1938年3月离开，结束了我一生的“公务员”生涯，成为自由撰稿人，投身于武汉的文艺运动。 从1935年冬，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这不足两年的时间中，我有许多文艺活动是值得记述的。1935年冬，我回到湖北武昌，按事先和蒋有林的约定，分头在武昌、宜兴两地进行《中国新诗》月刊的编纂工作。宜兴方面负责编辑工作的有蒋有林、朱征骅、严厂民（注：朱征骅和严厂民（严辰），两人均为锡金在上海正风文学院的同学。）等人；武昌方面有我、叶平林和伍禾。叶平林、伍禾两人都是湖北省立师范的毕业生，并为邹荻帆的早班同学。那时他们在武昌当小学教员，并在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时代日报》副刊上写稿。渐渐地他们和我熟识并交往起来，成为《中国新诗》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我把武昌诗友们的稿件汇集起来，寄到宜兴蒋有林处，由他负责《中国新诗》的印刷，再运去上海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