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作家与新文学课程 以“新文学”为基本特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大学体制，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大学体制内的创新。从1917年胡适进北京大学（当然，他的身份不是作家，但他很快成了著名的诗人），到现代作家约半数以上在各类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执教，现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办学的功能也就相应的有了培养作家的可能。 在何其芳的文学之旅中，沈从文实际上起了很关键的指导和帮助作用。1929年9月—1930年8月，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作家沈从文任中国公学的的文学讲师，何其芳正好这一学年在中国公学读预科。在沈从文的鼓励和指导下，何其芳携小说《摸秋》（笔名“禾止”），登上了以《新月》（1930年3月10日，第3卷第1期）为起步的现代文坛。1930年9月，何其芳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因入学时的高中毕业证书是假的而被退学。1931年9月又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1933年9月，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对何其芳关爱有加。何其芳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诗文，得到奖励（1937年5月《画梦录》）和受到赞扬（注：上官碧（沈从文）：《何其芳浮雕》，《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9期（1935年2月17日），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204—20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并成为“京派”作家，沈从文自然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朱自清进清华大学是胡适推荐的。1929年春，朱在清华大学开出“新文学研究”。他在1931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上发表的《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中说，在1928年杨振声主持中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注：《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40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他们所开的新的课程为：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注：《朱自清全集》第8卷405页。）。1931年8月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他就十分重视聘请新文学作家任教，以实现他“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理想。随之，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方令孺就归到他的麾下。因为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就必须先培养新文学的人才。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经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3年）、国立武昌大学（1924年）、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多次改名，1928年更名为武汉大学。新文学的势力在这所学校的形成较早。1924—1925年间，新文学作家杨振声、张资平、郁达夫先后在武昌师范大学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学生新文学社团“艺林社”，并培养了胡云翼、刘大杰、贺扬灵等青年作家。这曾引起后来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沈从文的注意，他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特别提到由于新文学作家的授课，“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注：《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98页，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进而产生青年作家。 “现代中国文学”或称“中国新文学”进大学课堂，列入学校的正式课程表，成为中文系同学的必修课，一直是沈从文所关心的问题。1930年下半年曾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沈从文，在1931年由武汉大学印出了他的《新文学讲义》。沈从文之后，1931年秋到校任教的苏雪林继续开“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同时武汉大学又增开“小说入门”和“戏剧入门”两门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48—51页所刊登的“文学院课程指导书”（一）“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影印本）。）。“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在武汉大学立定，与“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此时占据武汉大学有关。《现代评论》主要成员王世杰、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陈源、凌叔华、沈从文、杨端六、袁昌英九人在这里任教，加上留学法国归来的新文学作家苏雪林，特别是两位新文学作家闻一多、陈源先后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1928年9月—1930年6月任文学院院长，陈源1930年8月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31年10月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5年10月续聘为文学院院长）（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13—16页、23页。），使1928——1937年间，武汉大学的文学院，新文化的势力占据领导主权，中国语言文学系则相反。据1935年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的“各学院概况、课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所示，苏雪林承担的三门课程“作文一（刘异、朱世溱、苏雪林合授）”、“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研究”，有两门与创作实践有关。其一是“作文一”，指导书中说“练习普通应用之抒情、描写、记叙、议论各种文体。或翻译，或笔录，或就教员提出之参考材料作为综合、分析、批评之工作。每次皆当堂交卷以期练习敏捷之思考力”（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28页。）。每周两小时，一年授完的“新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新的内容。指导书中说“本学程讲授五四运动后之国语文学。先叙新文学之运动，及文坛派别等等，用以提挈纲领。继分五编，评论新诗、小品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一面令学生研读名人作品，养成新文艺之鉴赏力，随时练习创作，呈教员批改”（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31页。）。文学院的教师中，闻一多、陈源、凌叔华、沈从文、袁昌英、苏雪林都是新文学作家。 文学院中文系的保守势力却是相当大的。1928年之前，中国语言文学系（国文系）有黄侃、胡小石等注重国学的保守势力，新文学作家郁达夫因与黄侃冲突而很快离开。1928年之后黄侃、胡小石到了南京的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权长期在刘颐（博平）、刘永济（弘度）手中。前者为黄侃高足，长文字、声韵、训诂；后者为“学衡派”成员，吴宓的清华同学，长古典文学的词曲、文论，平时会“借题发挥，大骂五四以来的新派”。实际上1931年以后，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的新文学作家只有苏雪林，陈源、凌叔华、袁昌英主要是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授课。苏雪林虽开“新文学研究”的课程，但她自知自己“只知写写白话文，国学没有根柢的人”（注：苏雪林：《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龙泉明、徐正榜编：《走近武大》第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面对着“中文系几位老先生由保守而复古”（注：苏雪林：《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龙泉明、徐正榜编：《走近武大》第53页。），她也逐步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与新文学批评并重。苏雪林在后来回忆说：“大凡邃于国学者，思想总不免倾向保守。武大中文系几位老先生都可说是保守份子。”（注：苏雪林：《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龙泉明、徐正榜编：《走近武大》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