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迄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早已不再年轻”。正如一个生命体的过程一样，这期间有生机、成长和收获，也有挫折、困惑甚至危机，站在今天的语境，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并非要否定这一学科已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而是新旅程之前的一次整装待发。 问题的提出 首先就让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一学科在深层次的结构上存在着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潜在地引发学科“危机”？在我们看来，下面几个因素的存在及其制约性是不能不正视的。 （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主要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这一学科的研究在思想方法上主要是受制于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其主要表现就在于，研究者们自觉而热衷地使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认为西方文学（文化）中有的东西，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都有所“体现”或“萌芽”。比如，8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思潮开始引入中国学术界，鲁迅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就成为对这一思潮直接反响的“热点”问题之一。大量研究论著的最终结论是：“鲁迅思想与存在主义有一致之处”。然而，问题却在于，即使我们不否定这样的事实：鲁迅思想的某些特征确与存在主义相似，或鲁迅思想确实具有存在主义式的深度，但是，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其有别于存在主义的自我独立性，因为鲁迅永远不会是萨特第二或加缪第二。因此，鲁迅思想及其艺术的自身独特性又在何处？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之所在。因为，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在于他和世界思想史上某一位思想家或文学家相似或一致，而是有其独立的思想存在和存在形式。因此，这就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话语，理论方法的“对象化”与“中国化”问题。即我们必须通过研究，给予中国现代作家一张自己的“身份证”，而不是一张西方式的“护照”。 （二）普遍主义倾向。18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在西方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科学主义信念，人们认定只要正确地使用科学方法或技术手段，就一定能找到隐藏在事物或现象背后所谓的具有本质性的“规律”。这种研究理念最早兴起于自然科学领域，后来就扩展到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甚至把已往的人文学研究方法排拒于“科学方法”大门之外。受这一强势的研究理念的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难逃此例。研究者们无论在文学史写作，还是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都一无返顾地确信，在文学史过程中，在作家、作品或文学运动、思潮、现象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有待探寻、发现的“本质意义”或“某种规律性的特征”。当然，这种普遍主义的研究倾向表面上看起来，确有“一口吞尽长江水”的干脆、明快的气势，但是，这又恰好回避了历史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且问，如果创作对于某个作家而言，仅仅是“情绪的体操”，那么，文本中所谓的“本质意义”又何处追寻？如果创作对处于某一语境的作家来说，仅仅是一种“无意义”的“游戏”，那么，又何处握住“规律”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呢？在这方面，传统儒家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多样性理解，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论语》、《孟子》中一方面强调‘士志于道’，‘士尚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严肃、超越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注重轻松活泼的精神，例如《论语》所说的‘游于艺’便是明证，只有具备了‘游’的精神，知识分子才能够达到‘乐道’、‘乐学’的境界。《礼记·学记》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这段话恰恰可以说明‘士’或‘君子’为什么要‘游于艺’。孔子常常重视快乐的‘乐’，强调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作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地步”。（注：余英时：《论士衡史》，第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过份地相信或强调文本背后的所谓“本质”意义，往往会走向相反的一面，即，使审美成为意义的附庸。台湾著名小说家张大春就曾表达过这样的疑问：有些时候——不，很多时候，小说家自己也不得不被诱迫着在出版序言中，在演讲会场上，在访问纪录里留下失格的“串供”之辞，他会这样说：“在这篇小说里，我想表达的是……”。倘若上面这一行的“……”果然存在，小说家又何必苦心孤诣地写一篇小说呢？为什么不索性“……”来得明白痛快呢？（注：张大春：《小说稗类》，第15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因此，为了回避研究中普遍主义的迷误，我们应该提倡一种“相对主义”的研究心态，正如程颐所说“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尊重文本中的“无意义”存在，允许作家的创作仅仅是“游于艺”而已。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文学的本体论其实多么简单！它是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注：张大春：《小说稗类》，第18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三）学科边界的无限制扩张而导致自我消蚀。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发展过程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紧密相关，这就使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各因素的外在影响。80年代以来，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新起步时，这一学科就表现出一种“雄心壮志”，研究者们把讨论的触角伸及到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各领域，都试图在这些领域一试身手，有些研究者甚至在这些领域已“乐不思蜀”，这样就使得这一学科负载着过多的非文学性的意义内涵。当然，自然科学的学科发展史表明，学科的交叉、融合往往是学科新生长的动力，但是，人文学科是否也遵循同样的学科发展规则呢？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否有限度呢？交叉或融合的结果是否要以消蚀原学科界限为归宿呢？这种交叉或融合是否会有负面的效应呢？我们认为，这些担心或疑问并非不必要。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它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首要的问题：即中国现代文学在它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审美经验新的审美形式？检视已有的研究，在这方面并没有给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回答。当新兴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更是使得众多的文本成为了文化分析的个案。“文学性”、“审美性”、“形式”等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在文化分析的框架内不断地被边缘化，“文学研究”成为五光十色的文化分析“百衲衣”上的一块可以拆洗的“布片”。审美的意义消失了，作者主体的存在消失了，呈现给我们的是“阶级”的概念，“权力”的概念，“性别”的概念，“种族”的概念。面对这种学科边界因扩张而自我消蚀的状况，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一次理论与方法的“瘦身运动”，应该把“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即重新确定自己的学科边界、学科范畴与学科架构。 任何一种学科危机都是逐步演化而成的，同时，“所谓的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注：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未达到这生死攸关的路口，但是，保持一份清醒的心态是必须的。为此，我们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出发的几个起点。 再出发一：以传统来诠释现代 以现代的学术观念、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典范。比如，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傅斯年就认为，《观堂集林》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二文，皆可作为新式史学研究的“模范”。（注：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82页，岳麓书社2003年。）郭沫若也认为，尽管王国维“思想情绪”若干方面还是“封建式的”。但他的“研究学问的方式是近代式的”。他所留下的知识遗产，就“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注：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82页，岳麓书社2003年。）陈寅恪也十分推崇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三联书店2001年。）陈寅恪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早在留学期间，他在《与妹书》中就断言，“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55页，三联书店2001年。）仅限20世纪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就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闻一多的《诗经研究》等等，都是运用现代学术观念、方法来研究、发掘传统文学内涵的范例。既然可以用现代的学术观念、方法来诠释传统，那么，翻转一下思路，运用传统资源来诠释现代是否也是可行的呢？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把这一思路与以往研究中所经常出现的诸如“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研究”相区别开来。我们认为，后者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层面，其研究思路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式，并往往陷入一种“格义”式的比附。所谓的“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85页，三联书店2001年。），即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中的某些因素在传统文学中也存在或者与传统有相似性。而我们这里所提出的“以传统来诠释现代”，其思维的起点是放在“传统”这一面，就是要看一看传统的文学、美学资源以怎样的方式渗透进现代文学的审美样式和审美经验之中，存在下来并积淀为一种潜在而积极的审美源泉。我们通过这种立足于传统角度（旧）的观照，为的是发现那些现代（新）的东西。在这里，我试图举周作人关于中国现代散文的某些独到看法为例来加以分析。周作人在评论中国现代散文时，十分强调要把中国现代散文与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散文联结起来，他说：“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学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现在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没有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学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象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周作人的这种强调明代公安派、竟陵派以来中国散文的源流对现代散文的滋养，从一个方面回答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中国新文学的各种文体中，现代散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简单地说，这是否因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潜在地与深厚的中国散文历史渊源接续上来呢？也许正如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顺着周作人的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而思考这样的问题；1.为什么中国现代小说中优秀作品多是那些充满意境和抒情氛围的文本，这与中国文学中的写意、抒情传统有何关系？2.从中国文学中的写意、抒情传统出发，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特征能否有一个更内在、更丰富的把握呢？答案是不难找到的。回到文学史，我们又将遇到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在现代白话文确立之后，文言是否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已真正的“死亡”？为什么我们在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散文中能不断看出文言的“痕迹”的潜存？而且常常正是因为有这些文言“痕迹”，才使得他们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