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彭德怀，这两位对上世纪革命史乃至整个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一生驰骋风云却又曾经备受争议，虽罹难于不同阵营的囹圄中，却有着相似的时代悲剧况味。透过世纪交替处的暮霭和晨曦再回望这两座业已蒙上岁月尘埃的历史雕像时，我们也许应该更多地瞩目他们生命末端所曾迸发出的眩目光华，而他们在囹圄中分别写下的《多余的话》与《彭德怀自述》既是其心灵轨迹的生动定格，也是留在20世纪茫茫星空中的人生弧线和巨大问号。 考察20世纪的这两份特殊“自白”，不能忽视其所处的现代中国特有的强势政治文化语境。因此，选择政治文化这一视角并继而从权威政治文化、求真文化信仰和个体文化性格三方面来审视这两份“自白”，其意义已经超出了这样的历史个案所提供的一种可能阐释而凸现其足以给后人警示的现代文化意义。 一、政治的罡风与命运的旋涡 如果比较一下同处在革命政治阵营的瞿秋白和彭德怀，我们会发现在出身、才能和性格这些迥然相异的表象下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而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还是他们身陷囹圄并以“自白”遗世的人生大结局。惟一不同的是，彭德怀现在已享有忠臣的哀荣，而瞿秋白身后还连绵着谤议。 无论是瞿秋白的锒铛入狱还是彭德怀的庐山遭谪，不但有某种偶然的因素，而且有众多必然因素共同铸成了这一悲剧结局。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极左思潮的巨大“无影手”和个人性格的致命“软肋”在这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对“自白”的剖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政治的罡风所生成的足以主宰人物命运的旋涡。 在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中，“多余”一词值得仔细玩味，其中那种欲说还休、欲休还说的感伤与执著成为无法拂去的主题情绪。传主就义时的壮怀激烈并不能自动刷新“自白”中低回哀婉的基调。他所声称的“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1]（P320）是众多主题句中的一个。如果仅仅把这句话解读为政治失意时的激愤牢骚之语或理解为因迷惑敌人而故作掩人耳目的曲笔的说法都显得过于简单。联系瞿秋白从意气飞扬到局促困顿的短暂人生沉浮，不难发现，瞿秋白内心对作为革命理想的操作形态的政治有着难以逾越的陌生感和根深蒂固的拒斥感。但这并不意味着瞿秋白一直缺乏充沛的政治热情和过人的政治才干。事实上，无论是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的瞿秋白还是尔后为共产国际所倚重的“政治领袖”瞿秋白，是丝毫体会不到“历史的误会”或“力不胜任”的挫折感的，至于后来他在一系列政治风波和党内斗争所显示出的政治手腕和政治魄力大约是那些把瞿秋白想像成一个政治低能儿的研究者所忽视的。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瞿秋白从一个“学生领袖”角色到“政治领袖”角色的确未能完成圆满的转换，反而被从权力的飓风中心抛出，遗落到政治的边缘地带。个中原因如果仅仅用“欲罢不能的疲劳”、“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1]（P324）来自我辩解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从“政治领袖”的认同到“政治动物”的认知，其中包含了主人公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罡风中所遭受的难以言说的精神内伤。从共产国际要瞿秋白“取独秀而代之”的“不合式”的尴尬，到体验清算李立三主义路线时所遭遇四面楚歌的境遇，再到红军西撤自己领受的作为多余的包袱扔给虎狼之口的厄运，所有这一切使瞿秋白切实领略到了汹涌在政治斗争旋涡底下难以逆料的寒流暗潮，彻底洞察了在冠冕堂皇的政治整肃背后的权威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冷酷面孔[2]（P48-96）。 瞿秋白屡屡称“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要退出领导地位”，并又一再表白“一生没有什么朋友”、“渴望‘甜蜜的’休息”[1]（P324-342）。这对一个曾经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先是抱着朝圣般热望而后陷入有如但丁游历地狱前的困惑的革命家而言，这些失望之语的弦外之音不可不察。当从理论形态的革命追随着进入操作形态的革命时，瞿秋白最先感受到的不适应便是政治中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主义的结构力学。从党内放逐到借刀谋杀的悲剧命运让瞿秋白深深体会到“政治动物”与“动物政治”的内在关联：“政治动物”从事的这种政治角力游戏其所信奉的潜在规则便是丛林法则与奴隶哲学。因此，从这些故意省略了大量潜台词和事件背景的表白中，不难体会到他对权威主义、对自我的放逐以及宗派主义对人性的漠视的反感乃至厌恶。 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彭德怀在上奏万言书时所秉持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以及是否预察到可能面临的危险。尽管我们不能判定作为卓越的军事谋略家同时又经历了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一系列政治风云变幻的彭德怀对当代政治的游戏规则和敏感凶险如孩童般的一无所知，然而从彭德怀的悲剧命运来看，他在政治生态环境中生存智慧和生存表现的确是“很不够格”的。如果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整肃就像猝然刮起的暴风骤雨已让他满含委屈，那么“七千人大会”对彭德怀的再批判就如从天而降的惊雷令他困惑悲愤。于是为他所获的阴谋篡党、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的弥天大罪作坚决的辩诉，声称如果发现事实确凿情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3]（P245）。结果更落得罪行升级，横暴加身，最后含恨而殁。其实杨勇在庐山会议上揭发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发言却道出了彭德怀虽获罪而不自知的根源。“彭德怀有两大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4]（P230）而这里的“忠”和“功”在他自己和别人（尤其是最高领袖）心目中的理解和分量恰恰是大相径庭的。它不仅没能成为彭德怀的护身符，反而成为他获罪的火药桶。在彭德怀看来，忠于党的领袖、忠诚党的事业是建立在忠实自己的理想基础上的一种水到渠成的统一；而在最高领袖看来，自己是党及其正确路线的化身，对最高领袖忠诚的情感应该与对尊崇真理选定正确路线的理性具有自明的高度统一。因此，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说，政治、思想、情感是同一的东西，并当着彭德怀的面声称“我自己的理智与感情总是一致的”[4]（P172）时，彭德怀仍固执称“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4]（P183）。当“忠”心有二时，其“功”只不过成为这种离心倾向的倍增器。随着奇斯玛效应和政治围猎手法的娴熟运用，这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勋的军事家成了权力角力中的猎物和路线斗争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