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别立新宗”的努力并非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它一直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新的人生兴味的出现与文学“意象”、文学语言的异动，而20世纪之初以1907年前后为中心，留日中国学生学者的异域体验首先为中国文学的新变集中提供了人生与文化的基础。 1907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身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某种重新打量人生与历史的机遇，其生命体验也较既往有了更广的空间。特别是鲁迅兄弟的人生与思想遭遇，更是明显体现了某种“深度体验”的意味。 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在留日学人中卓尔不群，标示着1907年的思想高度，而周作人的选择却与鲁迅有着一系列的相通相异之处。可以说，相通的是他们共同的深度，而相异则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 一 今天，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了周作人留日期间在文论与文学翻译活动方面与鲁迅的一致性。例如他们共同选择的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他们共同开始的“直译”的转折，周作人留日期间写作发表的一系列文论都可以看作是对鲁迅文论的呼应与配合。一系列文论的主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如《读书杂拾（二）》与鲁迅《文化偏至论》对于精神力量的呼唤，（注：原载《天义报》1907年8、9、10合刊。）《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哀弦篇》与鲁迅《摩罗诗力说》对于文艺价值的认识等等，（注：分别见《河南》1908年4、5期，9期。）甚至一系列的关键词也是相同、相通或相似的，如“寂漠”、“华国”、“心声”、“内曜”、“灵明”，如“兽性爱国”的命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周作人与鲁迅有着共同的思想趋向，较之于当时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周作人回归个体精神的体验同样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 然而，任何一个作家的思想成长归根到底都是一种自我的成长，其人生体验从本质上讲也属于一种综合性的感受，它并不仅仅就等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学习，而总是既往的所有人生经验与个人身份体验在此刻与其他复杂环境因素的综合性交融。在这方面，我以为周作人身为幼弟与长兄鲁迅所承受的遭遇与责任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了他对日本的感受，决定了他在不断接受兄长引领过程之中的细微但却重要的个体差别。 周作人说过：“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的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是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向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注：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上册22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我以为，正是这种在鲁迅支撑和维持下的相对“平稳无事”的生活让周作人常常在一种近于闲静的环境中读书、写作和观看人生世事，他没有了鲁迅作为兄长那样的焦虑和无处不在的生存压力，倒是获得了更多的“进入文化典籍”的心境与条件，也更有机会对此刻的日本作独特的审美的观照，并不乏深刻的文化见识。在超越现实的民族冲突与生存屈辱之后，日本的确能够呈现出其作为“文明古国”那质朴动人的魅力。在周作人开始于此时的异域体验中，日本作为纯粹文化的内在细节尤其是那些独具魅力的细节获得了比鲁迅更丰富的体察和展示。胡适赞叹道：“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注：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论》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因为文化的呼应，留日时期的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内在情致的兴趣与摄取也比鲁迅更为显著，众所周知，鲁迅除了对夏目漱石“轻快洒脱、富于机智”的文学风格较为欣赏外，其实并没有直接地尽情投入日本文学世界。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注：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1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周作人一生所选择的主要文体——小品文却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美文”这一概念是周作人1921年6月8日首次在《晨报副刊》上使用的，其出处就是日本。大约在明治二十年（1888）的时候，日本文坛出现了一种对欧化文体的反动之作，浪漫唯美，大量使用典雅的文言，时人称之为“美文”，有学者考证，周作人在《美文》中对于这一文体的界定与他所推崇的日本作家坂本文泉子的相关论述“非常一致”（注：参见王向远：《文体 材料 趣味 个性——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品文与日本近代写生文比较观》，《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4期），对于继美文之后发展起来的艺术散文——写生文，他也多有赞赏，“在散文理论上，他多受西洋的影响，举出英国散文作表率；而在散文创作、特别是小品文创作上，他的情感方式和内在气质更多地和日本散文，特别是写生文相通相似，这就形成了周作人的小品文和日本写生文诸多共同的文体特征。”（注：参见王向远：《文体 材料 趣味 个性——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品文与日本近代写生文比较观》，《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4期） 就是日本体验中这样一种近于忘情的文化投入与文化认同，似乎是更多地鼓励了周作人的文化“求同”的思维。与前文所述的表现于文学“直译”中的求异思维不同，到30年代中期，周作人承认了自己早年的这种文化求同趋向，他认为当年就是“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特异的国看，要努力去求出他特别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来，我只径直的看去，就自己所能理解的加以注意，结果是找着许多与别人近同的事物。”“我们前此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似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的幻觉。”（注：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知堂乙酉文编》134、13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里的幻觉就是异域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的相通性，周作人当时对日本的亲切感受就在于他自以为从中发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遗韵。“协和”就是周作人日本体验的关键词，他说：“我们去留学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懂，单身走入外国的都会去，当然会要感到孤独困苦，我却并不如此，对于那地方与时代的空气不久便感到协和，而且也觉得可喜。”（注：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药味集》11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