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年，文学界的变化风起云涌。滕云在《人民文学》1986年第4期发表的《乱花渐欲迷人眼》一文描绘了文学界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景象。陈晋则把1985年称为“令人困惑的神秘莫测的1985年”（注：陈晋：《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页。）。陌生和激进的文学试验开始涌现，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成规受到挑战，令人兴奋的文学潮流不断涌动。1985年文坛的主要流向被归纳为“八五新潮”。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引起了文学骚动，李泽厚等人曾经为这样“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出现兴奋不已、奔走相告。文学创新热和理论创新热达到了高潮。1985年也被称为“方法论年”，人们并且预言接踵而至的将是“观念年”。与此同时，美术、电影、音乐等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发生了异常活跃的变化。对于传统的文学和艺术观念的挑战及其突破越来越接近临界的状态，从前一些确定的解释已经再也不能维持了。李陀将之称为“雪崩式的巨变”（注：李陀：《往日风景》，载《今日先锋》第4辑，三联书店1996年版。）。在这种“新方法”和“新观念”的簇拥下，“先锋写作”在1986和1987年走向了高潮。 与此同时，一个显著而又含混的文学现象和潮流是“寻根文学”。南帆曾经这样描述它：“‘寻根’是80年代中期的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如今回忆起来，‘寻根文学’似乎是一夜之间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寻根文学’之称已经不胫而走，一批又一批作家迅速扣上‘寻根’的桂冠，应征入伍似地趋赴于新的旗号之下。‘寻根文学’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同时又松散无际的运动；一系列旨趣各异的作品与主题不同的论辩从核心蔓延出来，形成了这场运动的一个又一个分支。”（注：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09页。） “寻根文学”潮流的一个重要触媒是1984年底题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杭州会议。李庆西后来既颇为自豪又略带伤感地回忆道：“在一部分青年评论家的记忆中，1984年12月的杭州聚会，至今历历在目。这番情景就像一个半大孩子还陶醉在昨日的游戏之中。也许对他们来说，像那样直接参与一场小说革命的机会难得再碰上了。”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化，尤其是审美文化的问题”，后来陆续成文，扩展成为了“寻根文学”的潮流。韩少功在会后发表的《文学的根》一文引起了广泛注意。这篇文章后来被人称为“寻根派宣言”（注：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此外，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的断裂带》等文章都对“寻根文学”潮流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寻根文学”的出现使文学的流向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使文学从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发现，是“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一个重要标志。郑万隆在《我的根》中说：“如若把小说在内涵构成上一般分为三层的话，一层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的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曰文化结构。所以，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注：郑万隆：《我的根》，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注：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在某种程度上，“寻根”思潮被裹挟在激进的“文化热”潮流之中。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化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讨论的隐喻，即以文化批判来表达政治激情。1985年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世界》上发表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两个问题》，开篇一语破的：“一九八五年以来，所谓的‘文化’问题已经明显地一跃而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从目前的阵阵‘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来看，有理由推测：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很可能会蓬勃兴起。”他接着说，这场“文化讨论”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本身所提出来的一个巨大历史课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注：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三联书店1987年版。）。他认为，现代化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现代化。在“新时期”，现代化的历程已经由技术和制度的变革深入到了文化的层面。当前中国根本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文化的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冲突”恰恰是80年代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新启蒙”思潮通过“反传统”与“反封建”，将“现代化”、“现代意识”和启蒙本身神话化，用来消除“文化大革命”、“政治专制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然而，与此同时，对于“五四”的反思和传统的重新评价的潮流已经悄然从海外兴起。用甘阳的说法：“从目前看来，海内外的许多论者似乎都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所谓‘反“反传统”’的态度或倾向。”（注：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三联书店1987年版。） “寻根文学”主要仍然依附和沿用“新时期”启蒙主义与现代化话语，集结在“国民性”批判的旗帜之下，被视为这一现代主题的延续和深化。甚至即使是对于文化传统的肯定，也采取关注边缘的、异端的和非规范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的策略。李杭育说：“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在清除着这些枯根，决不让它复活。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注：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9期。）它们无疑从属于80年代西化的浪潮。只有到了90年代，在理论批评家的重新阐释之后，“民间”等概念才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宣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