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雨，本名王美琴，1959年生于台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文学硕士。曾任《现代诗》季刊主编，《国文天地》副总编辑，现任教于台湾宜兰技术学院。著有《城的连作》、《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特技家族》和《木冬咏歌集》等诗集。 “读零雨的诗是要有些本领的，首先你得试图让灵魂的眼球骑上独轮车，放在高空悬吊一番，其次你得把语言的抒情成份自阅读习性中抽离大半，此外，你还得随时有一副悲壮的心境，才能从零雨深具悲悯的诗中读出人生如何遭受时间凌迟的特性。其实这些本领的准备是值得的，读零雨正是读人生隐微难见、深谷错综的内在世界，一座奇特的世界。”（注：白灵主编《新诗二十家》，台湾九歌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02页。）这是《新诗二十家》编yy者对零雨的评价。零雨的诗歌确实构建了一个精致、幽深的艺术世界。 零雨的诗歌别具特色，风格多样。既有现实主义作品，也有现代主义诗作，还有后现代主义的精彩实践，而且极富“知性”与“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反抒情”、“反历史”等诗美特征。若将零雨置于后现代场域进行研读，我认为，即使与夏宇、罗任玲、丘缓等后现代诗人的作品相比，零雨的诗歌依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具有广阔深邃的审美意义空间。 一、历史的质疑。理性是现代性话语的核心，它至少有三个维度，即人文理性、历史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后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理性即“反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和历史理性（对工具理性有所保留），因为历史理性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灾难，无论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还是整个的人类历史都充满了荒诞性与反讽性，因此后现代哲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便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对历史理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历史理性的大胆质疑是零雨诗歌后现代性的一个鲜明标志。在零雨看来，历史因其盲点与黑洞而使其丧失了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有非法性和非理性。《火车旅行》全诗如下： 明清的车厢，宋代的车厢/缓缓前进……//汉朝一样的布衣百姓/命世通儒奔走其间//秦代的武士身肩背包/诸子百家吆喝便当/畅谈生计//列车继续前进……//西周的诗人午睡未醒/七月流火车声隆隆/尧舜那一列车厢/还不在最前方//黎明初曙/一匹生了翅膀的泥马/在光影喧呶中，独自逃逸/负载神话的车厢/没入左边的山洞/右边的沧海//只有婴儿看见……/（莫名的欣喜与悲伤） “火车旅行”原本是一个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向前运行的过程，可是在零雨看来却是一个时光倒转回溯历史的逆向过程。如果说中国（世界）历史是一列长长的火车，那么历朝历代或各个历史时期则是一节节车厢，它们“缓缓前进……”。诗人从明清开始，一直追溯到山海经的神话时代，那是一个只有天真洁净的婴孩才能看见的混沌初开的世界。稚嫩的婴儿消解了苍老的历史，婴儿既是生命之初，又是历史之源，这是关于生命的理性认知与时间的隐喻和象征。时间之流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谓英雄伟人及其所创造的历史终将虚空，只有婴儿的眼睛看见的“欣喜与悲伤”才是真实的图像。如果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下阕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有一定历史功绩的古代帝王进行了质疑，那么零雨的《火车旅行》则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消解。汉儒奔走于市井，而战国的“诸子百家吆喝便当/畅谈生计”，代表知识精英与主流话语的古代士大夫已经沦落凡尘。毫无疑问，此诗具有对现代性历史功能反思的倾向。零雨的寓言式组诗“箱子系列”，既是对现代性生存困境的深刻体认，又是对历史性幽暗存在的冥想。其中的《既不前进也不后退》所呈现的历史发展轨迹，就是在封闭黑暗的“箱子”里的徒劳与折腾。“走进箱子右边/向右拐那是记忆的村落/走进箱子左边向左拐那是/前进的出口”。右边是过去的“记忆”，左边是未来的“出口”，那么，在历史时间与未来时间之间的“现实时间”里存在着什么？接下的一段诗人提供了答案：“中间是你的囚室”，这样，历史理性消隐在了“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的休止状态里。而零雨的《剑桥日记9》更是表现为历史话语本身与寓言化的历史主体之间的尖锐冲突。“重复爬梯子。重复。木梯/向上。衔接崩塌的过往/不断崩塌。向上攀升直到/双手蒙住脸。崩塌。”所引诗句在反复出现的“重复”、“爬梯子”、“向上”、“攀升”和“崩塌”所营构的诡异情境中满含着人类精神向度的隐喻。人类的精神历史就是不断“攀升”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崩塌”的过程，仿佛上升就是为了崩塌，“木梯”向上“衔接崩塌的过往”。因此，历史主体在“双手蒙住脸”的惨烈体验中根本无法抵达某种思想和精神的顶点。在《梦魇系列1》中，零雨干脆置历史主体于相互追踪的游戏之中，在“追赶你的那人”和“要追赶的那人”之间，历史主体无法位移。而历史本身更是处于“左脚缠住右脚/舌头舐住眼睑”尴尬境地里而裹足不前。正是在历史主体与历史本身的相互纠缠里，诗人揭示了人类永远的悲情以及审视自我的惶惑。历史意识是后现代论争中的难点所在，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内部具有强烈的本体论怀疑特征，于是，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怀疑导致了对历史的“解构意识”。美国后现代文艺理论家斯潘诺斯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解释与被解释的过程，它是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认识与反思，是行动与反行动的亲和体。（注：参阅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二、主体的丧失。就主体的价值观念来看，如果说现实主义追求代表永恒价值的英雄主义，现代主义追求代表个人价值立场的反英雄主义，那么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则是代表本我价值的非英雄主义，即凡夫俗子的卑琐性、零散化与破碎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语境中的主体已经不再具有现代主义的超越性，不再追求博大的宇宙观念与宏大的理性叙事，不再关心真理、精神、终极意义等形而上的超越价值，相反，却在咀嚼后现代的琐屑里沉醉于形而下的喜悦之中。如果说在现代主义时期尼采曾高呼“上帝死了”，那么在后现代主义时期福科却说“人死了”，因为个体在权力网络中成为权力控制的对象。零雨的诗歌鲜明表达了后现代情境主体的被掏空与被榨干的卑琐性和凡俗性。在《既不前进也不后退》中诗人写到： 你每日端坐/收集玩具/每一个抽屉都有/一个日历/每天你都要解决一个/矛盾，你练习按时/上厕所。按时上办公厅//练习在黑暗来临前/跑步回家，以免错过/黄昏//以免走错门 诗里的主体已经完全丧失了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与精神创造性，完全成为被动的渺小的客体对象。“每日端坐”的行为是“收集玩具”，而其结果就是“每一个抽屉都有/一个日历”，琐碎、执拗、怪异。成人收集“玩具”暗指是在收集过去的时间与记忆；抽屉里的“日历”显然是指过去的或现在的“时间”，这是关于时间、记忆与生命状态之间关系的现代性哲学思考和表达。尤其是表现很强目的性的“练习”一词由于其所承接的对象是“上厕所”、“上办公厅”和“跑步回家”，于是在机械性、重复性与无聊性中将主体对现代性时间秩序的追问引向了荒谬的生活逻辑并使其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意义，“以免错过/黄昏//以免走错门”。“黑暗来临前”的时间性即历史性象征已将后现代人压垮，于是后现代社会的主体俨然成为完全被掏空的稻草人，卑琐而又无奈。特别是《昨天的博物馆》（四首之一）更是将主体的沦丧呈现得淋漓尽致。 办公室里支着头的那位/先生百分之七十死了/百分之三十因为孩子的妈/奶瓶以及婴儿//脸被刮胡刀刮伤的那位/先生已经死了/百分之九十——/除了刮伤的部位/还算活着//面向众人微笑的/那位先生已经死了/百分之百——/脸上的微笑也不算/活着 大陆有位诗人曾写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然而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特别是男人也已经死了，当然这种死不是肉体的死而是精神的和情感的死，是远大理想和进取意志的死，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有的“百分之七十死了”，有的“百分之九十”死了，有的“百分之百”死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中“死了”的都是缺乏生命真气和活力的“先生”，显而易见，诗人在此对男性及其统治进行了嘲讽性质疑。他们（后现代社会的男人）已经完全被掏空了、榨干了，剩下的仅仅是僵硬的“支着头”、没有真诚的“微笑”或者是脸部的“刮伤”。杰姆逊曾经指出，在后现代条件下的主体处于非中心化与零散化的无名状态和虚空境地，“美国人称之为‘耗尽’，连续的工作，体力消耗得干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或者用吸毒者的语言，在‘幻觉旅行’中，你体验的是一个变形的外部世界，你没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178页。）在肉体和精神的双向虚脱里，他们没有了爱，也没有了恨；没有了哭，也没有了笑；没有了悲，也没有了痛；没有了喜，也没有了怒。于是当个体、自我和主体消失时，人们面对的自然是一个缺乏焦虑的时代。在《被告》里，零雨更是直接表达了主体的“耗尽”与自由的丧失，“我们生下来就被指定/为被告”，“我没有说谢谢。我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众人，坐在前面左面/右面的众人都耗尽力气/回避我，显得疲惫不堪”。而另外一些人，“他们生活得很好，彼此交换姓名/在博物馆收藏上了麻药的抗争/喜欢美容成为一群相同的人/或不同的人/或机器”。“被告”一词本身就是主体性沦丧的典型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