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松散的学术集合体，因其主办的刊物《战国策》（半月刊，后改月刊）、《战国》（重庆版《大公报》副刊）而得名，主要成员为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等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理评价少，片面分析多，全面把握少，以讹传讹多，立足第一手材料的少，战国策派被视为“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反动派别”而备受批驳。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思想，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一 “战国时代的重演”是战国策派对时代的把握，也是其思想的出发点。 雷海宗、林同济受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影响，形成了其文化形态史观。 雷海宗以文化形态史观考察世界历史，认为各种文化均要经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阶段。他以埃及、希腊罗马、欧西三种文化作为例证，发现埃及、希腊罗马在“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后已被外族征服，其古老文化也“绝迹于天地间”了，而欧西文化却正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大战国的景象已经非常明显”，他又预言“欧美在人类史上若非例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或者这仍为百年以后的事”。[1] 林同济则认为每种文化都要经过封建、列国、大一统帝国三个阶段，成熟的列国阶段即战国时代。“封建阶段‘持于尊’Honor，列国阶段‘争于力’Power（韩非子语），大一统阶段却一心一意要‘止于安’Security。”列国阶段有“个性的焕发”与“国命的整合”两种潮流相克相成，最富活力，大一统阶段文化与日俱增一种老年“倦态”。[2]他认为中国等古老文化已完成大一统阶段，“活力颓萎”，而欧西文化却正值成熟的列国阶段——战国时代，“活力乱奔”。林同济用历史形态学的观点来“占断”时代，拍案惊呼：“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3] 无论是雷海宗的“大战国的景象已经非常明显”，还是林同济的“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用意都在于击碎国人的和平幻想。林同济认为依赖国联无异于置身火药库旁却和人家交换“安祥古梦”，他揭露了投降派的“傀儡心理，文人鬼胎”，主张坚决抗战到底。他认为：“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大同可以为我们最后的理想。‘战国’必须是我们下手的作风。”他还提出三点告诫国人：“不能战的国家不能存在”；“左右倾字祥，意义全消”；“‘战’与‘国’两字必须是我们此后一切思维与行动的中心目标”。[3] 战国策派“战国时代的重演”论有明显的错误，不重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左右倾意义全消就是突出例子，但他们关于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论述，关于以武力求和平的论述，关于中国只有战胜日本才能求生存的论述等等还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他们警醒国人抗战到底的用心更是良苦。 林同济、雷海宗用历史形态学来研究历史，但他们对历史形态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等理论缺陷进行了扬弃，特别是雷海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雷海宗认为，至淝水之战时，中国文化已完成了第一个周期，但却没有象其他古老文化一样走向灭亡，而是开始了第二个周期。在他看来，是胡汉民族的融合、印度佛教的传入，特别是江南的开发，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文化既有第二周，也可有第三周，此次抗战就是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雷海宗满怀信心地号召国人在抗战中建国，迎接在望的第三周文化。[4]（P131—165） “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虽未能为“建国”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但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并且预见到未来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其说是政治冲突，不如说是文化冲突，中国文化在借鉴西方文化优长的同时要保持其独立性，才可能有第三周的发展，亦有可取之处。 二 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战”的国家，为了迎接中国文化第三周的来临，战国策派反思了传统文化。他们发现，中国文化虽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但由于已完成大一统阶段，显示出一种与时俱增的老年“倦态”，“内在外在，都嫌活力颓萎”[5]（P3），“个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6]（P1）。战国策派学人从国民性、官僚传统、家族制度、兵制、文学艺术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缺乏活力的状况。 战国策派学人在中西人格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国民性的一些弱点：ER认为中国人缺乏反抗的“悲剧因素”；何永佶认为中国人缺乏“使命”（Mission）和“天召”（Call）的思想，只求“活着”，不求“做点什么”，即使有所求，求的也是“功名”而非“Career”（事业），郭岱西认为中国人外儒内道，现（显）意识是儒，潜意识是道，道家重个性，重自由，但道家的自由不同于西方充满社会意识的自由，是一种“超社会”、“非社会”的自由。[7] 战国策派学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活力颓萎”，根源在于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传统（“官僚传统”），他们对官僚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雷海宗考察了中国的元首制度，认为秦汉以来皇权被神化，天下成为皇帝的私产，臣民因此缺乏主人意识，成为向心力极差的一盘散沙。[4]（P78—100）林同济认为，君主制衍生了官僚制。官僚传统是内向而非外向型的，内耗严重，并具有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四种毒质。[8]在官僚传统下，士发生了“由技术到宦术”的蜕化，以前是“专门做事”，“做专门事”，现在是专门做官，讲究的是“宦术”“手腕”[9]，刚道的“大夫士”的人格型也演变为柔道的“士大夫”的人格型。[10]官僚传统滋生了“中间人”“从中取饱”的“中饱”现象。中饱导致“府库空虚于上，百姓穷饿于下”，直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林同济对此痛心疾首：“中国者，实乃中饱之国也。‘中’饱，所‘国’贫矣。”[11]林同济对国民政府的中饱现象也直言不讳：“其实到了这年头，差不多有官便贪，贪官之贪字大是多余。”[12]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林同济热切呼吁“‘中饱’集团改革为民族的‘中坚’工作者”[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