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忆录中的“叙事”与左联成立的“历史意义” 现在我们研究“左联成立”这一历史事件，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料大概只有发表于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上的短讯《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3月10《拓荒者》及后来其它杂志上有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数则消息（注：即3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5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上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4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和6月16日《沙仑》（第1卷第1期）上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及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5889号公函。而这为数不多的史料也不完全可靠——五则消息均发表于左联成员自办的刊物，“事实真相”在编辑的手中就经掩饰和增补；而国民党当局也没有能够获取真实的情报，公函上的内容不少属于捕风捉影。 因而，研究者不得不借助于当事人在建国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回忆录。这些当事人在回忆/叙述几乎时隔半个世纪的“左联成立”这一历史事件时，都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党的指示”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冯雪峰、阿英（即钱杏邨）、夏衍和阳翰笙等人以曾经担任左联筹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在1980年前后，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了这一事件（注：参见吴泰昌（记述）〈阿英忆左联〉，北京：《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页12—27；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北京：《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页1—11；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2）页60—65；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页39。）。这些回忆录尽管在细节上互有出入，但几个重要方面却基本一致： 第一，各自提供的左联筹备委员会名单中有十人是相同的。即，鲁迅及其友人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以及夏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左联的筹备委员会主要来自三个群体——鲁迅及其友人、创造社和太阳社。 第二，“党组织”发现了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三方构成统一文学团体的可能性。 第三，“党的指示”停止了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解散了这两个文学团体，并要求他们主动与鲁迅联系。 第四，“党”为“左联”命名。 第五，重要的讨论是在“党组织”与鲁迅之间进行，而且在诸多方面，党与鲁迅的意见令人惊奇地一致。 显而易见，“左联成立”正是“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的体现——这种从分裂的现在看到统一的未来，给模糊的面貌以鲜明的称谓的政治谋略，让思想杂乱的“革命文学者”和“进步”的文学家集合到“左联”旗帜下，并走进了“历史”当中。 不过我们要引以警觉的是，这些回忆录大多是应“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这一历史活动而发表或出版的。当时，人们看取“左联”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meaning），不可避免地为他们身处的社会历史语境所束缚。特别是当时的社会刚刚从一场动乱中走出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所具有的历史叙事功能又一次在广大社会中得到渲染。 事实上，就是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到，寻找“左联成立”的政治意义是回忆者叙事话语的内在动力，他们努力以凸现“党的政治策略”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其中夏衍在回忆录中的一次呼吁就很有代表性，他说： “我觉得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究竟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提出停止文艺界的‘内战’，联合起来建立‘左联’这一提案的。……我很希望这次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澄清。”（注：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册，页8。） 另外还有一些回忆录是出自“访问者”之手，寻找政治意义的思路同样左右着这些访问者的“提问方式”。“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对郑伯奇的一个访问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他们的提问，郑伯奇的回答显然并不令人满意： “关于成立左联，当时在沪的党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指示，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不是党的领导同志有一次作过什么具体指示，而是通过冯乃超与鲁迅见面商量后才决定成立左联的，至于是谁要冯乃超与鲁迅联系，我就不清楚了。李富春或党的其它领导同志找创造社成员谈话，指出攻击鲁迅是错误的，应该联合鲁迅共同战斗这件事我不知道，当时也没听说过。当时成仿吾已出国，李初梨与彭康也已不再从事文艺活动，他们搞党的地下活动去了。”（注：〈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六辑（天津：天津人民1980）页104—5。） 作为创造社“元老”和左联的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尽管郑伯奇当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与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负责人尚有往来（注：见同上，页105。），而且，他自称记得很清楚，李立三曾在左联成立前找他与田汉谈话，要求他们“继续同国民党斗争，并未提到攻击鲁迅的事。”（注：同上，页105。）这一方面说明，“党的指示”在“左联成立”这一事件中并不象一些回忆录叙说的那样有着清晰而必然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位置”。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些“访问者”和“回忆者”一样，其视野已被束缚在寻找“政治历史意义”这一个狭窄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