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小说”与“小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写道：“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记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因此，“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于是，王德威进一步提出“小说中国”的概念。他说：“但由小说看中国这样的观念，毕竟还嫌保守。我更是借此书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注：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第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王德威的观点，至少表明了两个意思。其一，现代小说始终是和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相联系的；小说的发展脉络，“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其二，也许更重要的是，小说不仅是现代性叙事这种现代中国最大意识形态的表征——或者，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是社会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反映，它同时也是在通过“想象、叙述”来“规训”我们对国家、民族以及现代性叙事的认同，通过虚构与想象来推动意识形态本身的发展和生产。王德威的观点让人不仅想到了赫胥黎的名言：“在很大的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创造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实现了对伊格尔顿思想的继承，指出了思想意识生产文学，文学反过来又生产思想意识的循环。李杨因此评价说：“将人们熟悉的‘中国小说’改变成‘小说中国’，表面上看只是简单地改变了概念的顺序，实际上却是改换了研究文学的方式。”（注：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367、194、19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王德威针对现代中国文学提出的“小说中国”概念，同样也可以运用到对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上面。实际上，“新时期”文学的叙事是以对“文革苦难”的回忆和对“现代化明天”的展望为肇始的。“新时期”以来，对“文革苦难”的叙述不约而同地成为文革后复出的一代作家与知青作家共同的书写主题。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苦难”历史的叙述不仅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同时也在为我们反过来生产新的思想意识。或者说，“让历史告诉未来”。正如戴锦华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新时期”文学中对苦难的叙述事实上是借批判“文革”生产现代性话语。（注：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进一步说，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也正是文学叙事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它通过对往日“伤痕”的抚摸，获取今天“康复”的证明与明日“健康”的想象，从而顺利完成对民族浩劫“为了忘却的纪念”，实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和内在凝聚力的重新整合。戴锦华认为，这种整合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身份政治和“社会的再度分化与重组”的开始。（注：戴锦华《涉渡之舟》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现在看来，“新时期”文学在“控诉”和“展望”的背后其实充满了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面对现代性的焦虑。其症候有二：首先，是对于“文革”过于简单和“一刀切”的“剔除”与“遗忘”，却忽略了它所蕴涵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面；其次，是对于“现代化”不加反思的渴望与承接。具体地说，“新时期”文学显然将“文革”和“现代化”有意设置成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通过对“文革”的全盘否定来赋予“现代化”在中国的合法性。或者，更精确地说，否定“文革”和呼吁“现代化”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体两面。在这里，否定和呼吁主要是通过对“文革”这一“蒙昧”、“混乱”、“反人性”时期的批判——同时自然产生对“启蒙”、“秩序”、“人性”这些现代性叙事的关键词的诉求——来进行的，所以，在今天反思80年代时，“新时期”文学又被更精确地命名为“新启蒙主义”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交，“新启蒙主义”文学在“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的基础上，重新发出“文学是人学”的呼唤，并且提出“大写的人”作为自己旗帜鲜明的口号。这种文学思潮在历史层面上试图和“五四”启蒙精神接轨，同时也暗示了包括“文革”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启蒙道路上的“断裂”和“空白”，将它草率地描叙为封建和专制媾和的怪胎。这种“断裂”和“空白”也体现在“新时期”对于文学史的编撰上。在现实层面上，“新启蒙主义”文学则在告别“文革”的前提下，配合“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以文学独有的形象思维方式来阐释走西方的“现代化”——也就是“全球化”——道路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今天来看，“新启蒙主义”文学的思想意识显然是成问题的。而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西方“现代性”思潮不加反思的匆忙承接——同时也是对于民族遗产和传统过于简单的告别。甚至“新时期”自诩的“五四”源头本身也存在这个问题，即将“传统”和“现代”过于僵化地“构造”成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忽视了其间的互动和转化。换句话说，“新时期”中国在“现代性”叙事的历史转折期，缺少当年德国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时在文化政治上的审慎和自省。进一步说，“新启蒙主义”文学对现代性的认同与承接是建立在只承认一种现代性——也就是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的，它同时也暗含了对中国社会主义一系列“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实践探索的粗暴否定和简单拒绝。这种对现代性的迷信导致“新启蒙主义”急切地向西方镜像进行全面模仿，却全然不知这种模仿最终会导致迷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