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里，沈从文一直郁郁寡欢，游离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之外，冷眼静观着时势的发展。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沈从文建国后所遭遇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文艺运动。以发动“运动”的方式批判一部作品的“思想”，并形成浩大无比的全国共讨之的局面，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在这场运动中，沈从文虽处于漩涡的中心，但他不但不为这自上而下的气势所动，在内心深处，反而觉得这场批判有点可笑。在他看来，如果不批判的话，武训本来没有多少人知道，说不定有些人会分不清“鲁迅”和“武训”，可是现在，动员全国上下的力量来批判这样一个死人，值得吗？问题是，现在的世界，谁会去学武训？有举手、拥护即可混得春风得意的好事儿，世界上还有谁会自寻倒霉地学武训？为今之际，不想办法鼓励创作新作品，只是让千千万万的人来批判和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注：见1951年9月2日沈从文所写的一封信，《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0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在领导人看来是大是大非问题的《武训传》批判，在沈从文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浪费报纸版面及人力、物力的无用之举。 放眼文坛，更让沈从文痛苦不堪。在这种气候下，文艺界的许多朋友的笔都呆住了。登在大小报刊上的“文学”作品不伦不类，无价值的诗随处可见、自由出版，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却被无端地封杀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人手一册，但毛泽东本人和真正的群众离得太远了，他不会去想怎么让作家把精力转到正常的工作上，使他们手中的笔能够得其用，不再毫无意义地消耗在思想斗争上。一个人如果只看自己，不注意以外的事情，容易失于偏，陷入孤立之中；而一个集团如果只按自己的思路行事，不理会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更不是马列主义的。马列说知人，其实知人谈何容易！这种领导方式肯定有问题，需要改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这是沈从文的真心话，但这意见是不能说、也无从说的。庭院中的鸟儿们在自由地飞翔、歌唱，充满了有生之乐，“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注：沈从文：《历史博物馆日记片断》，《沈从文全集》19卷，第99页。）他渴望像往常一样，遇到问题和朋友一起讨论，在讨论中厘清问题，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过去的朋友们渐渐离自己远去了，沈从文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之中。每当这个时候，沈从文往往颇有怨言：“半生为了许许多这种年青人服务，特别是一些作家，这些人目下有在外省的，不明白我怎么过日子极自然。还有些身在北京城圈子里住下的人，也像是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来找找我。这也很好，借此可以学习明白社会或人生。人不易知人。这种隔绝也正是对我一种教育。”（注：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19卷，第114—115页。）这种情绪在写给程应鏐的信中，流露的更为充分、具体： 流金： 我还以为会可再见面谈谈，不想又即回上海了。 国家在发展中，事情多，问题多，旧制度已崩溃，新秩序刚建立，尤其是新手接新事，凡事都不免有脱节处。一个负责人总得抵三五人用，望事事忘我无私的作去，才不致辜负历史时代所嘱托任务。中学校校长事更麻烦，盼能凡事耐烦细心作去，任何困难都莫灰心，更莫因小小人事周折而生气，因小失大。 你来提到某某事，是我听到第三个人说起的同一事。走后固然流泪许久。我居然还不在时代变动过程中死去，也就很好了。二年来笑和泪都对我失去了本来意义。私人得失也似乎毫无意思。因你一提，才想起有这件事。这些转述不一定合实际，只宜让那些陌生的过去毁过我们的人去传述，熟人中可不必再注意的。照我看来，国家在任何方面人才都不够用，向心力犹未形成，他这时节正在为政府努力工作，又勤快，又负责任，对国家实在为有用。这就很好了。至于因他对我如何如何，恐不可信。传述的人如即正是过去办《野草》胡骂了我多年，使我和左翼有隔的人，那就更不可信！北回时，初办《大公报》副刊，我本来即并不想出面，因不得已才写文章，后来又因他们办《新路》，怕人认为有关连，如彼如此而致神经逐渐失常，几几乎即胡涂死去。由此一来他反而怕来见我，都没有什么关系。流金，革命是国家一件大事，国家大，个人极小！我今年已快50岁了，头脑身体犹如机器，不节制使用了30年，也旧了，坏了，本来也应分报废了。解放北京本是一件历史大事，如果我适逢其会，当其冲，不幸在一些不巧情形中糟了，毁的已毁，也不应当以为什么大不了，更不宜再因此还把一个别的年青有为的人也随之毁去！人难成而易毁，社会国家正在向前发展，一切事均不宜停顿，大家还是向前看，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不要以我一个人的遭遇而如何不平吧。×年纪青，又有才干，与其责备他过去，不如鼓励他未来。这正是中共一贯所说与人为善之意。你听来的传说，必普遍到一个程度，我所以特意向你提提。这事即丁玲也有未尽能尽责任处，她那□到我为了什么，得到什么。 流金，要爱人以德，不要恨人。国家因权力过大，新当大转变时，总到处不可免有不必要牺牲损失。要看大处远处，望好作事，凡事谨慎细心，免误事，反而丧失国家威信。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注：1950年秋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19卷，第89—90页。文中划横线的部分，是沈从文自己删除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