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香港《大风》旬刊计划出版周年纪念专号，编辑陆丹林特约郁达夫赐文。郁达夫便将自己从1936年到1938年间所写的诗词，选出诗19首、词1阙，详加注解，冠名以《毁家诗纪》寄了出去。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们堪称郁达夫的一组自传诗史。对其进行多维阐释，是很有意义的。 《毁家诗纪》第1首诗是：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首诗原写于1936年的“花朝节”之夜，地点为福州。诗写好后本想寄给王映霞，后因它故未能及时寄出。三日之后，因有五六天未能接到妻子的来信心中忐忑不安，郁达夫遂在当天的日记中将此诗录出以抒想望妻儿之情。原诗并没有加“注”，所谓的“注”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诗的“原注”是： 和映霞结婚了十余年，两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从没有两个月以上的离别。自己亦以为是可以终老的夫妇，在旁人眼里，觉得更是美满的良缘。生儿育女，除夭殇者不算外，已经有三个结晶品了，大的今年长到了十一岁。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诗人在这里告诉人们，1936年他离杭赴闽任“蛮府参军”时，他和王映霞的婚姻还堪称是美满的，也自认和娇妻是能白头偕老的；次之，诗人又明言了他“只身南下”的目的，是“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事实也的确是如此，来闽后，一连串的游闽文字相继发表在全国的报刊杂志上。再次之，诗人表白了“风雨南天”，独自“羁留闽地”时对王映霞的思念之情。从离杭那天起，他就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的映霞，又是诗又是信又是日记，仿佛初恋时。如1936年2月28日的日记云：“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最后，诗人点出了毁灭他们家庭的罪魁祸首——许绍棣，此人乃诗人在杭州时的良朋好友之一。许绍棣是浙江临海县人，参加国民党后走向仕途，官至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教育厅长。郁达夫定居杭州后与其多有来往，关系也不错。 《毁家诗纪》的第2首是：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应写于1936年的岁末，地点仍是在福州。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日寇的铁蹄已践踏了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沦丧；民怨沸腾，群情激愤，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府又奉行不抵抗政策，数十万大军节节败退，拱手让出了半壁大好河山。广大的爱国志士无不痛心疾首，而适逢此时又发生了西安事变，情况未明，消息不畅，更增加了诗人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虑情怀。该诗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应运而生的。诗的“原注”是： 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一月后，绕道至台湾，忽传西安事变起，匆匆返国，已交岁暮。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斋东邻。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行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国，我去上海相见，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生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诗的原注实为诗人一年生活历程的“自述状”。 1936年冬，郁达夫名为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而实则肩负着重要使命——即宣传鲁迅，秘密劝说郭沫若回国抗战。 郁达夫是鲁迅相濡以沫20年的老朋友，他对鲁迅的创作和人格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天，他就怀着无比哀痛和悲伤的心情写下了《怀鲁迅》，用火一样的激情和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下了无数青年因鲁迅逝世而引起的巨大悲哀和愤怒，抒发了自己对战友绵绵无尽的哀思和沉痛的悼念之情；在文章的末尾处，他用无比愤怒的语言，猛烈地抨击了迫害鲁迅致死的黑暗社会和凶暴残忍的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 秘密动员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是郁达夫东京之行的另一主要任务。郭沫若自1927年遭蒋介石军阀政府的通缉，亡命日本已达10年之久了。日寇大举入侵我东北后，国共两党及文艺界的同仁们都急切地希望郭沫若能回国领导文艺界抗敌御侮。与郭沫若既是留日同学又是“创造社”战友的郁达夫，比别人更知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及其对抗战的重要性，特别是鲁迅逝世后，中国文艺旗手的桂冠更是非他莫属。为此，郁达夫利用自己和福建省主席陈公侠的特殊关系，积极活动取消国民党对郭的通缉令、以政府的名义欢迎郭回国为抗战效力。在疏通国民党上层关系稍有眉目时，他便开始了东渡之行。征得郭沫若的同意，郁达夫从日本一回国便四处活动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一接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请他回国参与政治事务的消息，郁达夫立即向在海外的郭沫若发快信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