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HLKUNST（直译为“中国的叙事艺术”），下有VON PROF.DR.HU SCH 
AUS PEKING（北京的胡适教授博士）字样，《学刊》所载译文未注明译者和出处。当时草草浏览一遍，没有太深印象，只感到它内容充实。回国后想检出胡适原文作对照，竟然遍觅而不得，在迄今大陆、台湾的各种胡适文集，包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胡适全集》中都没有见到与之相应的内容，于是这篇论文的“考证”工作就落到我自己手里。 这篇文章从行文口气看明显为演讲形式，如文中有：“时间不允许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进一步考究在所有这些伟大长篇小说那里的漫长发展过程”；演说对象显然针对外国听众：“18世纪另一部伟大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则在中国以外几乎无人知晓”——在中国的演讲自然无须作此提示；胡适又说到：“在巴黎的收藏中我发现了这部长篇故事诗的一个保存完好的断片（伯字2292号），被标为第19和第20卷”，这个断片指《维摩经》唱文残卷，而胡适在巴黎查敦煌写本是在1926年8、9月间，他1926年9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记有阅《维摩经》事（注：参见《胡适全集》第30卷的1926年日记，季羡林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篇末更有一句：“以至于15年前的满清的崩溃至少要部分地归功于这些小说”。由此不难断定，此文是据胡适1926年在欧洲的演讲辞译出。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适全集》第30卷里的胡适1926年日记中又提到，10月21到27日他连日赶做英文演说稿《中国的小说》，27日晚在法兰克福讲出，所述内容要点与该文完全一致，也提及《维摩唱文》19—20卷，可知就是该文无疑。奇怪的是，它没有被收入同一《胡适全集》里的《胡适著译系年》（第43卷）的1926年或1927年条目中，或许是缺乏证据之故？胡颂平《胡适之先生的年谱长编初稿》也只说到胡适去法兰克福讲演一事，没有提具体内容，而以文章内容的重要性来言，如果胡先生手头有这篇稿子而不置一词，实在与该《长编》有闻必录的风格不符。 这篇轶文的价值却不容低估。胡适在这里修改了他过去对中国小说发生的许多看法。“前几年我以为中国小说是受了印度文学影响然后产生的。此次细细整理材料，始知此说不能完全成立”——本土文学也是源头之一，这是他日记中有详细剖呈的一条。一个重要例子是《孔雀东南飞》，他认为这首诗并非如梁启超所谓受佛教影响以后之作，实属本土文学。对伦敦和巴黎的敦煌文献的研究更加强了他这一看法，因为不但“佛家之通俗文学起来甚晚”，而且敦煌卷中的俗文学或全是散文，或全是韵文，并无佛经唱文那种韵散参杂的形式，这也证明中国自有本土的说故事传统。（注：《胡适全集》第30卷第395—396页1926年10月26日的日记。）另外一点胡适没有直接点出，就是佛经对中国文学在内容和文体形式两面的影响，也是自这篇演讲起开始被胡适认真地考虑。尽管这是几年前就已流行的“旧说”，但显然胡适是在读敦煌写本之后才有了真切体会（在《国语文学史》中还只字未提佛教影响），这在他《海外读书杂记》中有所透露：“从那些僧寺的‘五更转’、‘十二时’，我们可以知道‘填词’的来源……从那些‘《维摩诘》唱文’，我们可以知道弹词的来源。”（注：《胡适全集》第3卷第379页。） 显然，文中的观点汇入了他1928年出的《白话文学史》中——就是说这篇文章构成了《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间的一个桥梁。关于《孔雀东南飞》，在《白话文学史》中是：“近年有几位学者颇主张这一类翻译的文学是《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诗的范本。我从前也颇倾向这种主张。近年我的见解稍稍改变了。我以为从汉到南北朝，这五六百年中，中国民间自有无数民歌发生……正不用倚靠外来的文学的影响。”还进一步明确了两种影响间的关系：“与其说《佛本行经》等书产生了《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诗，不如说因为民间先已有了《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篇故事诗，所以才有翻译这种长篇外国诗的可能。”另一方面，《白话文学史》又专门为佛教翻译文学辟出整整两大章，指出译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大影响，都明显是法兰克福演讲思路的延续。《孔雀东南飞》一章，胡适在1927年他回国不久，即作为单篇在《现代评论》上先期发表，更可见新发现给胡适带来的鼓舞及其间的承接关系。 还有一点，和只有半部的《白话文学史》不同，演讲稿一直述及19世纪，算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文学大纲。如此通盘考虑，从现有材料看，只有胡适1941年在华盛顿作的一个同名英文演说《The Chinese Novel》，它同样可看作1926年讲稿的继续。后者的不同之处，是对《镜花缘》作了详细描述，由其中透露的男女平权思想，猜测它受了某些西方的影响，另外篇末多出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述，将中国小说出于民间，然后被文人阶层接纳洗练，又生出文人原创小说的主线强调一回。但在其他方面，两者内容大致相同，只是1926年讲稿更学术化，《The Chinese Novel》较简明。即从语调用词看，两者也有许多联系，如1926年稿上是“它赠给他们不只是一个上天，而是许许多多新的充满奇妙色彩和永恒福乐的天，不只是一个地狱，而是许许多多长时间地在民众心中保持生动真实的冥冥世界”，1941年稿是“Ancient China knew no heaven or paradise,but India gave us thousands of pradises.Ancient China knew no hell,but India gave us 18 hells of ever-increasing severity and horror”（注：《胡适全集》第38卷第153页。）；1926年稿有“当一支毒箭正好射向恋爱中的男主角时，或者利剑扎向美丽无辜的女主人公时，或者是勇敢的犯人孤注一掷想逃离监牢，而正将要被捉住时，说话人突然间击响了鼓，用那个无情的程式结束了一天的讲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1941年稿则为“Thus when our beloved hero is being taken away by the lictors to be put to death,or a poisonous arrow is being shot at our beautiful heroine,-then the reciter suddenly beats his drum,recites a rhymed couplet and then tells his audience the famous formula,If you wish to know what happens to our hero or heroine,pray come to hear it told in the next recital”（注：《胡适全集》第38卷第157—158页。）；关于《红楼梦》里“树倒猢狲散”的话，胡适在两篇文中都说过一遍。由这种联系我更猜测，胡适关于中国小说演变的看法的真正成熟始于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