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以特有的声容与20世纪实现了辉煌的告别，它以何种姿态走进新世纪，自然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检视报告文学已经走过的百年历程时，既深情眷顾上个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相继掀起的三大波峰，又深切忧虑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便是消费时代的“报告文学综合症”。准确认识与深入诊治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报告文学的未来发展，而且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报告文学研究的反思精神与学术品格。 一、文体界限模糊 新时期以来，我们很快就沉浸在报告文学丰收的喜悦中，《哥德巴赫猜想》的显赫效应吸引了更多的人向着“报告文学”走来。而今看来，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段内，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报告文学的文体边界或者说文体规范。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受消费时代“短视”心理的驱使及自由表达“快感”的诱惑，报告文学写作明显存在着失范倾向，报告文体的泛化特征也日益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它常常受到某些非文学因素的干扰，而且，即便是在文体内部，报告文学还遭到所谓“史志”、“传记”及其他文体的侵害，从而造成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亲历性、时限性、批判性、文学性“五性”底线的严重扭曲，报告文学的文体内涵也日见模糊。今天看来，“史志报告文学”、“传记报告文学”等本身可能就是模糊概念。《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世纪晚钟》、《温故戊戌年》、《龙旗悲歌》、《中英鸦片战争纪实》、《有事帝国东》以及马恩列斯传记等作品，不论其文学性如何，称得上“报告”的成份恐怕不多，以至于我们很难区辨它与历史小说、传记文学的界限。所以意大利女记者、报告文学家法拉奇告诫我们，昨天的历史无异于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测的小说，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今天的正在发展的事实才真实可信，如报告文学。因此，要想挽救报告文学的困境，文体的规范与边界的廓定恐怕是当下第一要务。这方面，尹均生、范培松等人的反思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辩证地看，报告文学的演进历史仅仅百年，这种年轻文体的某些“不规范性”或不成熟性也正好说明它还拥有自身的创新空间。事实上，在生活与艺术、内省与外倾、诗性与智性、文化与叙事之间，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并且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实绩。因对文学性原则的偏持而否认报告文学叙事伦理的合法性，是对过去早已辨明了的“文学性＝虚构性＝想象性”这一并非公正等式的重弹，难免造成理论阐释和接受心理上的疲倦。其实，在这个开放和多元的社会构型中，文学观念应该也必然是多元的，自然也需要宽容的心理和大度的胸怀。托多罗夫说得好：“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一则讲述真实事件的故事被理解为文学；为此无须改变故事的组成，而只要想到自己并不在乎其真实性，而将其‘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人们可以对任何作品进行‘文学’阅读：真实性问题并不存在，因为作品是文学性的，而不是相反。”他同时强调，“如果说习惯上被视为文学的东西未必都是虚构的，那么，反过来，任何虚构就不一定都是文学。”（注：[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文体都是在“有限度的失范”中拓展与掘进的，只要不以牺牲文体规范为代价。 二、轻视调查采访 既然真实性或非虚构性是报告文学之为“报告”文学的根本特征，那么，“田野调查”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报告文学写作的真正起点。这里的“田野调查”意指扎进生活，亲临现场，深入采访，认真调查，反复思考，精诚积累。有人疑惑为何记者型报告文学作家较多且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记者可能比一般作家拥有更多的现场经验。周政保认为，真正的报告文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兑现三大环节，那就是细致扎实的调查采访，叙述的全方位真实，客观而又深刻的判断、分析及独特的见解。黄宗英报道生态学家徐凤翔的事迹，曾三入西藏，最后一次已是69岁高龄。梅洁写作《西部的倾诉》，自费走进“西部”，餐风宿露，每每感动得泪流满面，写作中还大病一场，是真正用生命来写作的典范。所以李春雷指出，“如果说，别的题材是用心用手创作的，那么报告文学的创作工具还要加一个：脚，我们的双脚！”（注：李春雷：《在“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报告文学通讯》2004年总第8期。）鲁光干脆称报告文学写作是“文学创作中的重体力劳动”。据我所知，黄宗英、陈祖芬、赵瑜、卢跃刚、王光明等作家都善于调查采访，他们的作品也大都是厚积薄发之作。孙晶岩为了写好西气东输工程，在历时两年多的采访写作过程中，仅在工地与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达半年之久。她说：“我经过沙漠、戈壁、丘陵、沼泽、湿地、森林、山地、平川、水网，经过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经过生命禁区罗布泊，经过腾格里沙漠的不毛之地，经过毛乌素沙漠的沙丘和陕北的崇山峻岭以及冲沟崾岘，先后采访了400多名石油人，记下了30多本采访笔记，拍摄了1000多幅照片，录下了几十盘录音带和录像带。这两万多里的行程，我是用汽车轮子一寸寸触摸祖国的肌肤，用脚板一寸又一寸地丈量工地的标段。”（注：曾祥书：《直击生活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访女作家孙晶岩》，《文艺报》，2005年2月3日。）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毋庸讳言，受消费时代浮躁心理的影响，确有部分作家不重视田野调查，忽视乃至轻视深入细致的采访，赶时髦，想当然。有人批评曾经颇为人称道的《流浪金三角》“借纪实之名，行想象之实”。批评者说，“在出发之前，我细细地阅读邓作家的每一个文字，从中了解金三角的人文、地理、历史和现状，并且以书中了解到的知识为基础，写出了自己的电视节目策划文案。可是，到了金三角实地采访之后，我发现情势不妙。金三角并非高木长林常有虎狼出没的地方；金三角不是蚂蟥像下雨似地满天飞的恐怖之地；金三角也不是一个只要见到陌生人就会怒目拔刀相向的地方……邓作家天花乱坠的文学想象让我的拍摄走了很多‘弯路’。”（注：朱凌：《不敢放纵》，《报告文学通讯》2004年总第8期。）可见，想象的“报告”既蒙蔽了读者，也损害了报告文学的品位与声誉。如果说今天的文学样式都面临挑战，那么，报告文学的挑战很可能首先来自内部，来自报告文学作家自身。因此，报告文学必须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滚烫的大地，回到需要它来呐喊甚或拯救的并非轻松的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