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一个缺乏重大事件的年份，它没有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全世界的震荡，也没有“SARS”造成的全民性的恐慌。因此，可以把2004年认作是一个平稳的没有多少起伏的年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平稳最好，没有重大事件最好，大家可以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但是，一年来恐怖活动在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地发生，时刻提醒着人们这个地球并不太平，尤其是年末的一场惊世骇俗的海啸席卷了东南亚，让人们看到，即使是美丽的大自然，背后也暗含着凶险，和平从来就不会一劳永逸的。这时候，我们更加懂得了“居安思危”这句古训的分量。也许，我们就应该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虽然缺乏重大作品作为亮点，但作家们并没有被眼前的平稳所迷惑，我们从这一年的作品中读到的作家们的“居安思危”，这是一种一以继往的忧患意识。我们的文学精神恰恰是通过这种一以继往的忧患意识表达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并不让人失望。 两个世界的精神向度 作家的忧患意识首先强烈表现在对社会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情感关怀上。综览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就可以发现，作家们通过小说构筑起两个恢宏的文学世界，一个是平民的世界，一个是乡村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都是关乎普通民众的。这是两个属于弱者的世界，它证明了作家们对弱者的关心，体现出作家的良知。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弱者的辩护律师。即使在当今市场化浪潮猛烈冲击着文学的条件下，作家们仍未放弃文学的这一功能。2004年恰好进行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奖工作。获奖的四篇作品都出自这两个文学世界，可见由作家构建的这两个文学世界对于人们的感染力。在评选过程中，一些评委就担心最后评出来的作品会不会都是关于“我们村里的事”。显然这个担心是针对入围作品大部分是关于农村生活而来的。果不其然，最后评出来的四篇作品，无一不是村里的人和村里的事。毕飞宇的《玉米》写了一个叫玉米的乡村女孩的成长过程，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通过伯纬冒着生命危险将同伴的尸体背回家乡的故事揭示出乡村的苦难，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写的是农村扶贫、助贫工作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孙慧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写了两个乡村女人的友谊以及这种友谊的脆弱。而且这四位作家基本上在2004年都有各自的新作，也基本上仍是发挥他们农村叙事的长处。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孙惠芬的《一树槐香》等。也许在我们的文学思维定势中存在着一种农村叙事的偏爱，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紧贴时代脉搏的、表达我们社会正在进行着现代化运动的城市叙事。通过这次评奖引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创作问题，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尽管是从评奖中辐射出来的，却并不能由此掩盖几篇获奖作品的分量。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几篇农村叙事的小说集中获奖，让我们感到了在农村叙事中有一些值得珍视的经验。在这两个弱者的世界里，寄托了作家们的审美理想，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分析一下在这两个世界里的精神向度。 在这个弱者的世界里，城市的下岗工人、农民打工者这类典型的弱势群体自然会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在2004年第1期《钟山》上就有叶弥的一篇以下岗女工为主角的中篇小说《小女人》。正如标题所示，这个叫凤毛的下岗女工比起谈歌笔下的陈长平来说，就是一名无助的、懦弱的小女人了。凤毛是在离婚后的半年就遭遇到下岗的。作者的这种处理其实暗含着两种因素，支撑着女人生活的因素有男人，还有组织，有男人才有家庭，有组织才有工作。凤毛有工作时，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离婚，就在于离婚尽管失去了男人的支撑，但她的生活还有另一个支撑点：组织。而等到面对下岗的处境后，她就为自己的潇洒而后悔了。失去了男人又失去了组织，凤毛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支撑，她的情感世界就变得裸露、生硬。她迫不及待地寻找工作和男人，但裸露的情感因为没有柔软的缓冲，经不起直面现实的刺激。小说细腻地描述了这位无助的普通女工的心态，在同胡老师的约会时，或者在与派出所长董长根的交往时，她变得委琐、忧疑、绝望，当她遭到矮个男人的抢劫时，她想呼喊这两位眼下接触最密切的男性，却喊不出来，因为“他们不能给她增加力量”。凤毛也会有力量的时候，那是她喝醉酒以后。她伸手向胡老师讨一万元钱，不给就唾他一口；她捶派出所的门，把董长根叫出来，没说话就唾他一脸。但醒来后的凤毛只会更加妥协。作者或许是在为小女人叹息，这并不是女人的错，在她看来，女人也可以干一些伟大的事，所以她要为这些无助的小女人的“精神伸冤”。陈继明则有一篇以农民打工者为主角的小说《粉刷工吉祥》（《上海文学》第4期）。小说写一个在城市当民工的青年农民吉祥，到邮局寄钱时因为与营业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口角，遭到几位保安的非法折磨和凌辱。但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同情弱者的问题。陈继明笔下的农民工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合法性的道德语境下人的本性的彻底丧失。小说写到吉祥被保安强行灌醉后，又扒掉了他的裤衩扔在臭水沟里，吉祥醒来后赤身裸体在楼里一家一户敲门找寻自己的衣服，这个读来让人心里颤栗的场景可能隐含着一层象征义在内，吉祥被剥去的不仅是遮羞的裤衩，还有保护他精神的道德外衣。所以，我们对待吉祥，千万不要慨然地学鲁迅的姿态，说这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怎么能轻易地责怪吉祥“不争”呢？ 应该说，对弱者的关怀，是五四新文学的良好传统。这些作品体现出当代文学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在这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作家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履痕。现代文学史上的关怀弱者多少带有一种施舍和怜悯在内，因为那个社会还处在普遍不平等的意识之中。当代文学则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还满足于在不平等意识下的关怀弱者就显然是很不“现代”了。当代作家的观念进步正是表现在越来越自觉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因此他们面对社会的弱者时，就不仅仅是怜悯，而多了一层理解，他们试图进入到普通人的内心，真实地表达普通人的情感和愿望。这种真实表达就不能完全以怜悯来概括了，还包含着批判、扬弃和建设。须一瓜可以说是一位表现普通人心理世界的高手了，我曾说过须一瓜是一名温柔的精神警察，她在2004年写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收获》2004年第4期）直叩人的心灵。她在这篇小说中照例执行着她的警察职责。警察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那么须一瓜作为一名精神警察，则是要维护我们精神世界的正常秩序。就像这篇小说中，须一瓜通过一件小事发现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日常情感的麻木。丈夫出外时意外遭遇车祸而死亡，处理这件车祸的警察、医务人员等竟没有一人想到要设法告知死者的亲属，死者的妻子和欢在几年里得不到丈夫半点消息，这导致她的生活和心理无端地变形，而当她最终获知丈夫的死因后，她再也无法从变形的生活轨道上回来了，于是她只能驾驶着洒水车冲向大海。作者在展示和欢心理悲剧的同时，也向那些看似在生活中并不违规的人们发问，为什么死者在你们的眼里只是车祸的案件而不是一个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活生生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精神通道发生了严重的堵塞。这是比车祸更可怕的、更为隐蔽的悲剧。须一瓜这一年还有一个短篇小说《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载《上海文学》第3期），她由普通人的情感入手，最终归结到对传统文化的沉思，这种沉思涉及到中国传统中的亲情程式化的问题。小说写了一个普通家庭三口人的关系。这个家庭本来只有阿青与他父亲阿扁父子俩。我们常用“知书达礼”来夸奖一个人，这父子俩虽说不上“知书”，但的确是“达礼”的。父亲在村里是公认的好人，儿子阿青虽然话不多，但十分孝顺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和和睦睦。在旁人看来，这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按说晚娥能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家庭里应该感到同样的幸福。晚娥是阿青刚刚娶过来的妻子，丈夫是好丈夫，公公也不错，“一家人生活挺好，阿青很快就腰粗了起来，公公看上去气色也不错”。但日子久了，晚娥还是觉出了一点点不自在，因为这父子俩太不爱说话了，有时一天都没有一句话。语言本来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对于这一对父子来说，语言的稀少实在是因为他们之间情感交流的稀少。因此晚娥在这样一种缺少情感交流的环境中会觉得“真难受”。但这并不是说父子俩没有感情，只不过他们互相表达感情的方式不是直接的、率性的，就像公公与媳妇晚娥一起看电视时，“碰到确实非常好笑的节目，晚娥笑得前仰后合，公公依然笑得很节制”。我以为须一瓜的这篇小说恰恰写到了亲情的程式化问题。须一瓜敏感于情感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从她接连发表的几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位带着现代色彩的女子，是如何钻进人的心灵世界，不依不饶地追问道德的合法性。以这样一种追问的姿态，须一瓜揭示了这个幸福家庭的内在危机。在这个三人组成的家庭里，人伦关系十分清晰，父亲对儿子媳妇的关爱，儿子对父亲的孝顺，媳妇对公公的恭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很自然地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家庭并不缺乏亲情，可是这种亲情的表达是一种程式化的表达，是“很节制”的表达。亲情的程式化导致了亲与情的分离，因为程式化使情感指向道德意识，于是在这种表达中，只留下了“亲”，而枯竭了“情”，说到底，中国的亲情是一种没有情的亲情。这就有了后来公公偷看媳妇洗澡的事件发生。在这个看似和睦的家庭里，公公始终是一个孤寂的老人，他的真实情感无法与他人交流，只能憋屈在内心。对于他的偷看媳妇洗澡，显然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一种性欲的发泄。在这个家庭里，程式化的表达约束了大家的自由交流，或者说，自由交流在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可能性。晚娥发现公公的偷看，却不敢公开堵住门洞，更不敢告诉丈夫，只能含蓄地催促丈夫装上门把子。晚娥对公公感到恶心，也不敢明显表现出来，而且她稍稍对丈夫表示不愿和老爸一起吃饭时，会马上引起丈夫的愤怒。程式化的表达维护着生活的秩序，然而这种维护又是多么的脆弱。须一瓜的不依不饶的追问就在于她毫不留情地把这种脆弱彻底挑明。于是她写到儿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父亲在偷看媳妇洗澡，而暴怒的儿子此刻就失去了程式化的约束，将一簸箕鸭蛋砸在父亲的脑袋上。父亲却默默忍受着儿子的折磨，他以这种忍受来维持被他首先打乱的生活秩序。后来，“海水潮起潮落，屋前屋后日落日升”，这个家庭看似又回复到程式化的表达上来了，但是本来就很稀薄的“情”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异。公公还在铺晒丝瓜筋，准备为儿子媳妇缝制一个床垫，他这么做的时候，恐怕只有“亲”的缘故而丝毫没
